今年是我父亲李健吾诞辰120周年。他离开我们将满44周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所有的特殊的活力和爱国心都存留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眼里，父亲是一个充满童心，可以和晚辈在一起说笑玩闹的人。我们的晚辈个个都怀念他。

一

我爷爷李岐山（名鸣凤），1920年去陕西调解靖国军乱时，被暗杀于西安郊区（今灞桥）附近，年仅41岁。当年，他在河东首张义帜，率军东出，身先士卒，置生死于度外，立下了卓著战功，成为山西省辛亥革命的骨干人物。他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认定为辛亥革命烈士，是在1930年。1931年杨虎城和商震主持，为我爷爷举行了庄严的安葬仪式。我父亲参加了葬礼，感受了众人对爷爷的尊重。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正式认定我爷爷李鸣凤是山西辛亥革命烈士。

1920年，我父亲李健吾才刚刚14岁。因为我爷爷不断出战，从父亲七八岁起，爷爷就没有把他放在身边。爷爷先是把父亲放在一名战士农村的家里。在那里，父亲听到了那位年轻军人读的《经国美谈》。这本讲述古希腊英雄们的故事书，给父亲很深的影响。父亲9岁时，又被我爷爷寄养到天津良王庄铁路站长的家里，在那里接触了穷苦的铁路工人。也是在那里，他读完了爷爷送给他的16卷本《东周列国志》；又在地摊上寻找和阅读了许多历史书。这对于他了解基层工人，了解中国历史起到巨大的作用。父亲的幼年是在普通农民和工人的身边长大的，又早早成了没有父亲的孤儿。24岁之前，他一直和母亲、姐姐生活在极端穷困中，曾经住在北京城南南下洼子，这是一个贫困地区。这段经历对于他以后忍受艰苦，独立奋斗，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的父亲深爱着他父亲那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共和制的祖国。他曾深深体会到，国家是每一个人的家园，爱国是每一个人必须做到的。他在1938年写道：“一个作家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他是天才，而更因为他是时代和民族的精英，历史孕育他，现实琢磨他。他休想放得下他的个性，抛得开他的国家。所以，无论广义狭义，你一定有所藉重于你的国家。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为中国人服役。完成同胞的福利，正是完成人类的福利。”因为他深深爱这个国家，所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满怀激情，写下了《火线之外》（后改名为《信号》）。他在这出话剧的最后，激昂地写出了他心里的呼喊：“华夏健儿，文献吉邦，四万万众，死为国殇，国殇国殇，万古芬芳：英名不朽长芬芳！一死报国！一死报国！一生一死报祖国！”之后，又完成了《老王和他的同志们》，颂扬那些在一线和日寇作战的士兵们。

上海成为孤岛，特别是在全部沦陷之后，他先是配合以于伶为首的地下党组织的话剧演出活动，帮助于伶在法租界建立了上海剧艺社。这是上海地下党号召民众抗击日寇的重要场所。他帮助顾仲彝把改编的剧本《人之初》搬上舞台，又按照剧艺社的要求，翻译了《爱与死的搏斗》，使之成功上演。因为演出成功，还受到法租界领事馆的嘉奖。之后他在1934年写出剧本《这不过是春天》。上演后，受到赞誉。于伶后来离开上海。以黄佐临为首的一些人员离开了剧艺社，组织了苦干剧团。之后剧艺社解散，我父亲参加了苦干剧团。他曾称自己是“一个有良心的小民”，良心让他绝不接受为日本人服务。1942年，在生活贫乏的情况下，他坚拒了周作人邀请他去北大任系主任，而是留在上海，全身心地投入了话剧活动，向各剧团提供剧本，参加演出，为一些演出写演出说明。1944年底，他改编的剧本《金小玉》由苦干剧团组织上演。1945年4月，因为《金小玉》演出轰动了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半夜到我家逮捕了我父亲。他当时的英勇行为，深深印刻在当年只有11岁的我的头脑里。在牢狱里，不论是对他软磨套话，还是全身上下受到严酷的水刑，他都没有吐露任何有关地下党成员的信息，没有出卖任何朋友。他在嘴角流着血，满头满身被水喷灌着的状态下，被逼留的遗言只是：“告诉……爸爸死……得惨，他……是个……好人。”审讯他的荻原大佐对他无可奈何。再加上他的清华大学同学在外筹钱和找关系，在被捕受刑20天后，父亲被释放。这个行动，充分显示了他的英雄行为。这段历史被写在散文集《切梦刀》里。这是大家认可的一本优秀散文集。父亲当年在上海的作为被美籍华人作家傅葆石先生写进他的作品《灰色上海，1937-1945》（中文译者张霖女士）。他用他自己的行为，使自己成为那个时期的反抗者的代表。父亲用他的英雄行为展示了他不愧是英雄烈士的儿子。我为他骄傲。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回到上海。他从抗战时期上海的戏剧活动中，感受到上海戏剧人才济济，于是想到建立一个戏剧学校，培养戏剧人才。父亲与共事多年的话剧导演黄佐临商量此事。黄佐临赞同。父亲回家，写了一个请求办校的报告，去到上海市政府，得到了教育局局长顾毓琇和社会局戏剧与电影处副处长顾仲彝的大力支持。1945年12月，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正式创立。这项义举，在特殊时期，曾经成了他的污点，他不断地写着《伪宣传处》《伪教育局》等材料，作为他的交代材料，似乎他和当年的政府打交道是一个污点。但是，他不后悔。在需要他回去给学生们介绍莫里哀时，他那声色并茂的讲课，感动了无数听课的人。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发展而成的上海戏剧学院已经成为中国名校，为国家培养出了大量的戏剧人才。他在天之灵得知，一定会开心地发出他那朗朗的笑声。

二

作为革命先烈的儿子，父亲把自己一辈子都给了国家的文化事业，从14岁开始一直到1982年11月24日去世前的一刻，用他的热爱和擅长，在文学的方方面面做出了巨大成绩。2016年，厚厚的11卷《李健吾文集》由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2019年12月，极为精致的14卷《李健吾译文集》面世。两部文集总字数多达九百多万字。父亲的作品数量之多，可谓难得。

作为戏剧家，他从中学时期就开始了剧本写作。加上抗战时期完成的改编剧和晚年写就的5部剧本，多达40多部（多数是抗战时期的改编剧）。父亲在1934年写成《梁允达》，2018年被台湾省李清照私人剧团的感伤动作派导演刘亮延先生看中，认为他描述的山西晋南农村的情况和台南农村的情况极为相似，2019年，据其改编的客家话影视剧《庄下人》在台湾省上演。《这不过是春天》一剧已被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收作馆藏物，不时由学生组织演出。曾帮助父亲不断出版戏剧作品的巴金先生，曾经在我父亲的强烈请求下，在1981年，为《李健吾剧作选》封面题字。而特别了解父亲为人的柯灵先生，在生病住院期间，用尽心力，为《李健吾剧作选》撰写了非常完美的“序”，详细介绍了李健吾剧作的特色。

从1923年到1934年，父亲还创作出大量的短、中、长篇小说。段崇轩先生在2020年专门将他小说中的优秀作品，汇集成一部李健吾精品小说选《终条山的传说——李健吾作品选编》，在该书的前言中详细分析了李健吾小说的特点：“李健吾作为一位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他努力表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如乡村、城市、战争，深入更多样的人生，如农民、市民、军人、知识分子。通过表现现实的、历史的‘枝节’，去呈现‘老中国’的面貌与走向。”

父亲还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14卷的《李健吾译文集》就是最好的说明。其中最值得提及的，莫过于他翻译的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和四大本的《莫里哀喜剧集》。把外国人的语言，变成中国人的通用语言，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特别是17世纪，莫里哀的很多作品是诗剧，要能被全部理解，而且能让中国话剧演员在舞台上呈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曾经谈论过翻译这件事：

翻译是一件难事，比创作还要难。

创作从我的生命提取经验。这是直接的。翻译是间接的，隔着一层。这一层也许薄如绡縠，那便是上乘的翻译；也许厚如关山，那便是全部的失败。

语言文字具有限制性，天才了解也有限制性，一个翻译者没有方法完全克服自己以外的限制，但是，用他所有的心力，尽他所有的心力，达到那孕育在这些限制之中，甚至于和它们化为一气的精髓。（《话翻译》，载《人世间》1939年创刊号）

他在翻译法国名家作品的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文学评论家。他在27岁写就的《福楼拜评传》可以说是传世作品。中国社科院已经把这本书作为他们的研究生院的珍藏书珍藏，并且不断有专业人员对这本书进行研究和宣讲。他在晚年带领外文所的同事们一起完成《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文艺理论》，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

父亲不仅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他从1934年开始，就开始用刘西渭的笔名写出大量中国文学作品评论。署名刘西渭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在1979年被香港的司马长风认定为中国当年最有特色、最优秀的中国文学评论作品。

父亲的一些优秀散文，不论是早年的《意大利游简》《希伯先生》《切梦刀》，还是晚年的《枣花香》《桃花源里出新境》《梦里家乡》，都充满了真情实意。他写的缅怀故友的文章，如《挽三哥》《忆西谛》等，读来让我如同目睹当年他和这些朋友的真挚友情。曾经被人贬斥的《山东好》，后人给予了中肯的评论：“李健吾当时45岁，他是怀着对老解放区的敬意，认真看、认真听、认真记录，边访问边写作，最后结集成了《山东好》。”“不容否认的是，这本书留下了一些当时生动、珍贵的资料，其价值自不能轻易否定。”“特别是在《淹子崖》中专门写了一个400多人的村庄，全体村民与1000多个鬼子血战的故事。这次战斗，杀死砍死鬼子112人，村民中能战斗的300多人牺牲147人。”“新中国成立后，李健吾是第一个写淹子崖这个故事的人。”（高军《李健吾〈山东好〉并无价值？看巴金在济南如何点评》）

总之，父亲把自己贡献给了文学事业，以他特有的活力，在各个时代的各种环境里尽他所能，为他认可的文学的方方面面，做出了巨大的成绩。

三

父亲是一位作品丰硕的文学家，可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以大作家的面貌对人。对于他来说，文人不仅不相轻，他还以满腔的热情对待所有的师生和朋友。

王文显是父亲在清华读书时的老师。在孤岛时期，父亲设法把他的剧本搬上舞台，还将得到的演出费送到了他家里。林祝敔是父亲在暨南大学时的学生。父亲读到他翻译的波特莱尔写的诗，帮助修改了20首，后来又帮助他出版了。父亲得知林祝敔已因病去世，家庭贫困，又把出版费送到了他的家里。1977年，父亲收到一位他毫不相识的，原来是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造纸厂的一名员工的来信，想要请父亲帮助他申请社科院的研究生。那时社科院还没有招收研究生的做法，父亲没有权力引荐，但是父亲不断地和他通信，修改他的译文，介绍他需要的书籍，直到父亲病故的前两天。

在不同时期，不管当时的环境如何，父亲都会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他的友情。

1958年，郑振铎的优秀作品《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突然受到一个与郑先生相识的年轻人的批判。在批判会结束后，父亲不顾当时的紧张气氛，在会议室门口，关切地和走到门边的郑振铎握手，表示安抚。汝龙给巴金写的信里称道我父亲有“金子般的心”，随着巴金先生《随想录》的出版，大家都知晓了。父亲晚年得知萧乾有病，艰难地迈着双腿，先是去了他的家，知道他在医院住院，又转身去到医院看望这位老朋友。1982年，父亲收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莫里哀喜剧》第一册后，让我的女儿陪伴，蹒跚地去到叶圣陶老人所在的医院，送给他这本书。

这个曾经的孤儿，朋友就是他的亲人。我们作为他的家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在家里听到他对任何人的议论。相反地，每次朋友来家，我们都会听到他们交谈时发出的那特有的朗朗笑声，或者一起坐下，吃着我母亲做的简单的饭菜。1948年，臧克家夫妻在我家看到“刀削面下锅了”，被臧克家写进《一个勤奋乐观的人——悼健吾同志》一文，收录在《臧克家回忆录》中。这成为一段文坛佳话。

父亲在我们家人的眼里，充满童心，毫无气派，和孩子们可以玩闹在一起，对孩子始终表示真切的关怀。我永远不会忘记，在1981年的一天中午，我妈因为做家务劳累，一面干活，一面唠叨。父亲把我拉到沙发边上，捏住我的手，悄悄地对我说：“你妈是个好人。”他对人的评价，“好人”就是最实在的。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父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不少人在读他的作品后，受到了启发。我在这里引用一个远在广西隆安县法院工作的好朋友张琦同志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片段，或许可以代表许多普通读者的心意：

什么时候知道李健吾的？

那时我们读高一，上语文课，第一课便是那篇有名的《雨中登泰山》。不知道怎么会的，李健吾从此打进了我幼小的生命，大概是这篇文章意境的深幽和格调的清新把我吸了去。“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学习《雨中登泰山》，作者是李健吾先生——”老师故意把“先生”两个字拖得很长，在作者的名字后面加“先生”两个字，我还是头一次听说。然而那仿佛有千万斤的重量，沉沉压住我脆弱的胸口，从此爱上这篇课文，继而搜集他其他的文章著作。

……

我们不看他的译文，也不看他的改编，从他的散文，我们发现身边有多少人不是希伯先生，或者不沾有他一点点什么东西；谁不是一株弯枝梅花，谁不害怕时间，谁没有痛苦，谁不希望有一把切梦刀？说到底，人性在这里格外深厚。

亲爱的父亲，我愿意告诉你，祖国现在强大了，你用文艺表现人性，以一贯的勤奋的写作精神，不为名不为利，热爱这个国家的人生态度，会在世界上流传下去。李健吾，会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

（作者系李健吾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