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西式思维西方观念里超越出来，建构立足于东方文化又富有东方民族特色的美学体系呢？最近，彭修银教授在20多年东方艺术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一部近四十万言的煌煌巨著《东方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从理论层面上对东方美学作了现代性的阐释和当代性的建构。

该著最显著特点是将东方美学放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世界格局下考察，提出建构一种不同于传统美学对体系性追求而把东方美学的建设纳入到全球化的时代大潮中的现代新美学。这种新的东方美学，在理论来源及思想构成上，既融合东方各个国家、民族的美学传统，又融合西方各个国家、民族的美学传统，而“不应志在建立一个可以对抗于西方美学体系，而是应该着眼于补偿‘世界美学’的缺失，拓宽‘世界美学’的视域，与西方美学合力共同指导‘世界美学’的末来发展”；在现实功能上，尽管古代东方美学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宝藏，但是它也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在物质化、技术化、全球化的现时代，传统的东方美学实已走入发展的困境，“其重整体、轻工具，重感性、轻理性的思维模式，使得人的心性在具体的、无限丰富多样的现象界中无法得到发展完善，妨碍了主体心灵触角的自由伸展和生长”，其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在东西文化互动中走向审美的生成：“未来的美学并不仅仅属于东方或者西方的传统，它应当是两种文化交融、会通基础上的彼此认可与理解，乃至消化和吸收并共同为改善人类境况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该著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现代性，它的研究重心不是放在传统美学思想的还原上，而是着重考察传统东方美学如何进行现代性转换的，现代东方美学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因此该著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东方世界受到西方强势文化冲击后如何接纳或拒斥或回应西方文明的。从尊重历史的前提出发，作者认为日本是东方美学现代化的先行者，研究东方美学的现代化进程当自日本美学的现代化研究始，当从研究日本如何接受西方美学思想始，因此他花费大量的笔墨重点研究了日本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三位重要人物——西周、芬诺洛萨和冈苍天心。不仅如此，作者立足于现代性立足于本土的立场，还把他的研究对象转向对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的研究，着重探讨了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理论、美学的“中间人”对中国现代美学文艺学影响的具体表现，分析了促成日本近代美学文艺学对中国现代美学文艺学影响的主要因素和主要特征，并比较了近现代中日两国接受西方美学文艺的异同及会通线路，最后着重分析了中国美学现代化转换第一人——王国维美学思想形成过程中日本的中介性因素。这些论题的提出不但开掘了中国现代美学史的研究空间，拓宽了中国读者的学术阅读视野，而且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中所经过的具体历程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思想。

拥有宽广的文化视野，进行跨文化的思想交流，也是该著在学术特色上的一大亮点。在过去，我们研究东方美学或美学思想，大多是着眼一个国家，所谓东方美学实际上是对东方各国美学的简单相加，东方美学史也只是一个个东方国家美学家思想简单的历史组合而已。这样的思维定式造成我们对东方美学缺乏全局的观念整体的认知。在作者看来“东方美学”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有“轴心时代”的东方美学，有“中心时代”的东方美学，有全球化时代的东方美学。现时代的东方美学应该是体现着东方人的文化心理、思维特征和艺术品性共通一致性的美学。所以，当分析东方美学话题或描述东方美学现象时，作者往往会注重东方各民族在相关美学思想认识的同一性上。这样全局性的研究立场表现在作者对日本美学问题的分析上，谈西周的美学思想特地提到它与中国美学精神的关联性，谈芬诺洛萨的东方美学观从其对日本美术的批评联系到他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相反地，研究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又会追溯到日本的美学文艺学，比如王国维的思想主要是来自康德、叔本华，但作者却能从王国维的教育经历、阅读材料的版本来源、新学语的运用上找到其受日本美学影响的印迹，将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转换放置从“西方——日本——中国”这样一个跨文化的语境里考察，使得相关问题的论述体现出一种整体性的学术视野。尽管作者研究的重点在日本，但他的学术眼光却是世界的，是跨文化的；尽管作者研究的是东方美学，有世界性的眼光，但他的学术关怀却又是中国的，体现着浓厚的中国情结。因此，这样建构起来的东方美学体系，典型体现了东方美学研究的中国气派，它是一种不同于美国学者托马斯·芒罗、也有异于日本学者今道有信的、而富有中国特色的“东方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