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的和平？

“60年来，法国的战败和沦陷时代，仍然是个充满争议和令人困窘的话题，这段被让·谷克多成为耻辱和平的年代，直至今日，仍然制造着某种微妙的倒错”。纽约巴德大学教授伊安·布鲁玛说，“艺术、文化生活，似乎是法国军队放下武器后，它拥有的惟一保持自身尊严的武器。然而在何种程度上，法国艺术家该为自身的创作活动负担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是个高度争议与难以量化的问题”。从2009年初开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弗里德里克·斯波兹的《耻辱的和平——纳粹占领时期法国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生存实录》和文艺批评家让·卡苏的个人回忆录《巴黎沦陷记》，以及海伦娜·贝尔、菲利普·朱利安等人的个人日记等一系列新版著作构成了对历史的沉重反思。

惶恐与投机

在最初的恐慌后，大部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却选择回到了沦落在征服者铁蹄下的巴黎，个中原因何在？“首先，流亡是一条艰难的路，法国艺术家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慷慨解囊的美国赞助人，新大陆上的语言与文化障碍也是令他们望而生畏的重要因素”，斯波兹说，“其次，对寓居巴黎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说，贸然离开自己的观众、听众、出版商和读者就意味着创作生涯的终结。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三帝国精心制定的管理政策，希特勒很清楚地认识到，对即将进军苏联的第三帝国来说，法国需要成为稳定的后方，对于法国的管理，特别是文化生活上的宽松，是使这个注重精神和意识形态的欧洲大国俯首帖耳的重要保证”。于是，一种奇怪的和平繁荣实现了。

灰色的抵抗

在这种沮丧的环境，以及被迫害者永远是少数的情况下，针锋相对的反抗顺理成章地缺乏动力和紧迫性。在左岸，这个左翼激进知识分子和反抗精神的大本营，萨特、波伏娃和保罗·艾吕雅尝试当众朗诵萨特创作的讽刺剧本，但他们的著作依然被允许出版。是否巴黎文化与艺术名人在有意无意间充当了纳粹德国粉饰太平的帮凶?艺术家的个人行为该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政治含义？“我们往往忽视了一点，即对沦陷区的法国文艺界来说，在挺身而出和同流合污之间有着层次丰富的灰色地带，一种微妙的互相利用”，斯波兹说。同样的情况，甚至出现在被欧洲艺术和媒体界誉为巴黎抵抗精神化身的毕加索身上。尽管如此，戴着丝绒手套的铁手仍然是铁手。“在表面繁荣之下是巴黎乃至法国整体文化生命活力的下降，严格的检查制度，创作者出于生存恐慌而进行的自我阉割”。

审判与耻辱

1944年，臭名昭著的“最终解决”计划开始执行，而巴黎文艺界升平气氛依旧。德国战败后，地下抵抗运动和戴高乐政府连一份文艺界“通敌名单”都难以拟就。政府发现，将法国艺术界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送上法庭，既是让全体人民蒙羞，也是让法国继续在精神文化领域蒙受损失。“通过文化，法国帮助它的人民度过了历史上最为黑暗屈辱的时光，并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了自己的尊严，然而其代价不可谓不重：巴黎，这个欧洲艺术与思想的灯塔，连同它最出类拔萃的一代艺术家被蒙上了难以去除的耻辱。”

选摘自《三联生活周刊》第5期，朱步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