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剧作家曹禺先生诞辰百年，金秋时节，将在上海、天津、北京、潜江、香港等地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演出和学术研讨活动。伟人已逝，背影渐远，但精魂不灭，英灵宛在。

100年前，一个名叫万家宝的孩子诞生于天津。23岁时，他以曹禺的笔名发表了惊世剧作《雷雨》，被誉为中国戏剧的天才，该剧也被称为“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后曹禺又创作了《日出》（1936）、《原野》（1937）、《北京人》（1941）、《家》（1942）等经典剧作。解放后，尽管其创作高峰已过，但宝刀未老，仍有《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王昭君》（1979）等剧作问世。自曹禺的代表作发表以来，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至今仍不断上演于世界各地舞台。随着时间的磨洗，其剧作深刻隽永的人文内涵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日益凸现出来；曹禺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而他的创作经验对于中国戏剧的发展与繁荣深具启迪意义。

艺术创作是人类一项复杂的意识活动，艺术作品则是人类精神灌注其中的产物。当自由的人性在尘世中突围，天才的灵性在天国外寻觅时，我们似乎无法给感性的创作加上理性的标签。但是，随着曹禺戏剧研究的不断深入，他那充满诗意和质感的语言、鲜明而典型的人物、奇特而精妙的构思、丰富而深刻的寓意，已经开始被探究和解析，让人们从中或可领略其艺术创作的玄机与意义。

苦闷是艺术的积淀

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认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曹禺虽然自幼生活优裕，但是由于生母早逝，父亲严厉，直接导致了亲情关系的扭曲和家庭氛围的冷寂，也造成了童年曹禺内心的苦闷和压抑。在《雷雨·序》中，他说，“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正是这样的心态情感，使他延续了对于人生认识的严肃性，秉持了人文关怀的细腻性，让他决不会高蹈于现象一般，张扬于情绪表面，而是把心沉得很深，把视角放得很奇，以冷静、敏感、犀利的目光，在别人习以为常的世象背后，发现生命存在的本质真实，体悟不可知的命运玄机，以及被压抑的人性和人生的困境。

观看曹禺剧作的演出，我们或许难以感受时下泛娱乐化所带来的被安抚的快感，但是却让观众深感戏剧情境的惊悚，并由此引发自我的颖悟，实现心灵的净化。

曹禺最早发现了处身其中的社会与人生的残酷，在他青少年时期，父亲和大哥的尖锐冲突，让他发现了亲情背后的残酷；保姆段妈家破人亡的故事，让他感知了底层人们被压迫、被损害的残酷；而姐姐因婚姻不幸抑郁而终的遭遇，让他领悟了女性美的生命被剥夺、被毁灭的残酷；特别是父亲逝世后家道中衰的打击，更让他领略了世间小人趋炎附势、隔岸观火的残酷。这些不幸，在一个平常人心里，或许只多一些自怜自艾的心思，但在曹禺心里，却像一滴墨汁晕染开来，延宕生发出“天地间的残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见《雷雨·序》）的哲学意味，甚至直接导致了他对旧的社会形态和家族制度的反诘。曹禺在戏剧思想和美学层面上所表达的残酷，比法国戏剧理论家阿尔托所提出的“残酷戏剧”，在时间上要略早一些，其戏剧作品熔铸了他最炽烈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其中所具有的深刻哲理和普泛的人文价值，或许正来源于他对人的现实存在的超越性反思，以及对于人的生命、尊严、终极意义的不懈求索。

守住创作的心源

剧作家夏衍曾经教导年轻的写作者，“不熟悉的不写”。曹禺是“以我手写我心”的人。封闭的家庭，被扭曲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些“家的梦魇”固然带给曹禺内心沉重的压抑，但是，也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欲。家，作为他的灵感来源和真情所系，一直萦绕在他的意识深处。他的戏剧情境多半置放于封闭家庭，《雷雨》《原野》《北京人》《家》概莫能外。他熟悉周朴园式的威严，懂得仇虎式的迷惘，深知蘩漪式的乖戾，熟谙愫方式的静美，因此书写起来得心应手、妙趣天成。写出视域中自己熟悉的事，写出性灵上自己相通的人，这是曹禺戏剧创作成功的保证。解放后，曹禺在提交自己的创作计划时，也曾列出过要写反映工农兵的戏剧，但是无奈笔锋不利，书写迟迟。

就目前的研究结论看，人们普遍认为，曹禺解放前的剧作要好过解放后的，笔者也曾被海外的学者考问这一问题。其实这里没有简单答案，它关乎社会、历史、创作心理、审美倾向等诸多奥秘。当“家”这个曹禺戏剧意念的源泉枯竭之时，也正是他的创作情思无法维系之日。首先，曹禺的戏剧起势很高，正所谓“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创作差强人意，如果不是最好的，他宁愿舍弃一般的。这和很多码字数、混稿费的写家志趣殊异。其二，一个人的创作有高峰就有低谷，天才的作家尤其如此。写不出就干脆不写，决不应付差事，这也是曹禺的正直。其三，在新时代的环境里，离开了“苦闷”和“忧郁”的曹禺，放弃了他曾经以心血灌溉的素材源地，转而去书写自己并不真懂的领域，这是他创作生涯的大转折，也是他的戏剧之笔逐渐艰涩的开始。曹禺说“写作这东西，可是心血，是心血啊！”不曾在自己心血里孕育生成的人和事，怎么可能展现出真的灵魂？因此，如果把创作当成是对自我心灵矿脉的开掘，那么切忌避开自己的富矿区，转而寻求他人的宝藏，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

人是戏剧的灵魂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而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之一，戏剧文本不仅隶属文学的高级范畴，而其因为最集中、最典型地显现了在假定情境中人性的各种反应，因此更具真实可感的人性内涵。一部好的戏剧，总让人为其中的人物浮想联翩，为其命运结局感慨唏嘘；而一部不那么好的戏剧，或许在人的印象中留有一些情节断片，但总归会很快消散。佳构剧或肥皂剧有时也会有一些奇特的构思，但总归因为人性的挖掘深度不够，而淡化了其艺术的价值。

想到曹禺先生的戏剧，我们的眼前会出现一系列生动、具体、奇异而富有魅力的人物，周朴园、蘩漪，陈白露、潘月亭，仇虎、金子，愫方、文清，觉新、瑞珏等，哪怕是出场时间很短的鲁大海、顾八奶奶、白傻子、陈奶妈，也都是各具个性，栩栩如生。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无论沿着曹禺笔下哪一个人物的命脉开掘下去，都会给人带来发现的惊喜。笔者的一位澳门朋友，仅以周冲形象分析为题，就完成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硕士论文。

曹禺善于塑造人，是因为他善于琢磨人。在晚年，他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是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田本相在《曹禺传》中写道，“他一生都在探索着人，探索着人生，探索着人的灵魂……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曹禺的人学观念有他普泛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愫，他从不把人物当成个人意旨的传声筒，从不用简单的道德规律去考量一个形象的价值，也不会让人物成为诠释某种主题的工具。他总是尽心竭力向内挖掘人的灵魂，向外审视其命运变幻的轨迹和奥秘，审视其在特定情境中的独特动机和行为魅力。因此，他笔下的人物，不仅有生命的质感、美学的韵味，更有时代的机理、现实的内涵。

追寻恒久的文化价值

23岁就创作了重要剧作《雷雨》，并且奠定了自己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地位的曹禺，被公认为是杰出的艺术天才，具有超凡的秉赋。然而，如果我们回溯他23岁前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积累，就会发现，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早在中学时期，曹禺已经阅读了很多古典、现代书籍，一部家藏的《戏考》居然被他翻烂了，他还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在校园戏剧活动中，更是积累了编、导、演的各种经验。此时他已开始酝酿《雷雨》剧情，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以致睡床之下堆满了废弃的稿子。一部《雷雨》可以改成二十多集的电视连续剧，并且一直被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得到很多艺术家不同角度的诠释，这也从侧面显现了它的厚重内涵和凝练叙事。

曹禺认为戏剧创作要寻找“金刚石的语言”，他的创作似乎没有过宣泄式的快速书写，总是反复琢磨、历经推敲，恰如老蚌育珠一般，因此其剧作至今依然保有超越时代的优美、生动、精妙、洗练。在创作方法上，曹禺秉承现实主义的精神，又兼蓄现代主义的精髓。他认为，所谓现实主义，也不是那么现实的，他有自己的判断、取舍、坚持、涵化。在《北京人》中他没有写出抗日的背景，也没有点明愫方的奔赴地是延安，他讲究的不是戏剧合不合局部的、暂时的意念之“槽儿”，而是讲究戏剧够不够人性的、美学的超俗的“味儿”。他追求着戏剧艺术的高境界。

为了这种高境界的出现，他不愿重复已有的创作模式，一直探索着新的戏剧结构和表现形式。从《雷雨》典型的闭锁式结构，到《日出》群像式、散点状的人物谱系，再到《原野》带着粗犷、原始气息复仇行为的精神追索，再到《北京人》契诃夫式的静水深流、深刻隽永的表现形式，他一直奔突着，探索着，要打破自有的成功模式。晚年他一直想要写出“一个大的东西”，但毕竟垂垂老矣。尽管这样的自我折磨耗尽了他的力气，但是在精神上他始终是一位不曾凝滞、衰颓的智者。

在只求一时效用、不求持久价值的时下，人们正热衷于造星和包装的市场效益，却忽视了艺术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恒久性，才是它赖以存世、经久不衰的前提。而那些像烟花一样绚烂于瞬间的东西，注定不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踪迹。应该正视的是，曹禺执著的创作方法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