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日本侵华战争，曾经吞噬了数千万中国人的生命，毁灭了数以万计中国城市与村庄的和平。它以一场突如其来的民族大劫难，改写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史。这是一场无法逃避的民族悲剧，也是一场可歌可泣的生死抵抗。战争、爱情、生命与死亡，历来是文艺作品热衷描写的重要题材与四大主题。而以各种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反殖民、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作为创作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就成为记载与书写历史、表现与反思战争以及体现国家意志、民族精神、人性善恶和英雄主义生动形象的教科书。从托尔斯泰的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到以二十世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各国电影，像《伦敦上空的鹰》《三十九级台阶》《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个人的遭遇》《德黑兰43年》《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都已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六十多年来，就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而言，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和风格：一种是前苏联的从巴巴耶夫斯基《金星英雄》到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再到拉斯普金《活下去，并要记住》，即从英雄主义到人道主义精神回归的模式；另一种则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经历了从海明威《永别了，武器》到库特·冯尼格《第五号屠场》再到约瑟夫·海勒《第22条军规》，即从厌恶杀戮，希冀“永别”战争到冷嘲战争是“人类绞肉机”，人一旦陷入战争便落入无法挣脱的荒诞怪圈的“黑色幽默”特征。

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二战中反法西斯战争四大主战场之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其空前绝伦的惨痛代价与浴血奋战，赢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一段不容遮蔽并且值得反复挖掘与表现的历史。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old·J·Toynbee）在阐述如何观察和表现历史时指出，“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考核和记录“事实”的历史学的方法；第二种是比较个别史实以阐明一般“法则”的社会学的方法；第三种“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即文学的方法。纵观近年来的国产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就创作题材及其主题而言，大致上可分为四大类别：

第一类为揭露国土沦丧与民族蒙羞罹难的“国耻”史实，揭露侵略者惨绝人寰的杀戮行径，以电影《南京！南京》（2009）、《拉贝日记》（2009）等为代表。这两部同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的影片，虽然叙事视角各不相同，前者以一个侵华日军士兵的视角，目睹了日寇丧心病狂地血腥屠城的侵略暴行以及烧杀奸淫的劣迹斑斑；后者则以一位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拉贝留存的尘封已久的日记为素材，叙述了1937年岁末南京沦陷之后的悲惨情景。拉贝以外国侨民身份建立“国际安全区”，为保护手无寸铁的平民免受战争摧残付出了不懈努力，该片采用虚构与写实相结合的现实主义手法，朴素平实的灰暗色调与凝重伤感的纪实美学风格，突出了战争的历史沉重感、真实性与可信度。

第二类是表现惊心动魄的谍海风云，反映敌我双方在没有战壕的谍报战线上斗智斗勇、生死搏杀，以《风声》（2009）和《东风·雨》（2010）等影片为代表。这两部都带有“风”字的谍战片，虽然上映后票房收入有着天壤之别，但在人物塑造及其英雄情结上却殊途同归：两者都塑造了一群面对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及其鹰犬，在“刀尖上跳舞”并舍生忘死求民族大义的谍报精英。情报的争夺与破译，往往关系到敌我双方乃至整个战局的胜败存亡。因此，“特工”就成了情报人员的特定名称。无论是《风声》中身负传递密码使命的“老鬼”和“老枪”，还是《东风·雨》中为获取珍珠港战争即将爆发绝密情报的安明与欢颜，都以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成为不应被历史忘记的民族英雄。由于“谍战剧”往往具有情节惊险奇特、故事紧张刺激、容易吸引观众等艺术特点，近年来在篇幅容量更大的电视连续剧中，这类作品往往占有很大比重，如《五号特工组》《谍影重重》《剑·谍》《狐步谍影》以及近日在央视播出的《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等，都以塑造抗战时期活跃于隐蔽战线的谍报精英及其在“刀尖上跳舞”的传奇人物形象见长。

第三类为反映因抗战爆发而改变命运和人生轨迹，在抗战八年的磨难中经历成长与成熟的平民英雄传奇。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以电视剧居多，如去年与今年分别火爆荧屏的《我的兄弟叫顺溜》《杀虎口》《闯关东2》《沂蒙》以及改编自网络小说《特战先驱》的《雪豹》等等。这些电视剧中的男女主人公，除了《沂蒙》具有鲜明而典型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外，多数塑造普通人抗战传奇的这类影视剧，都不无“另类”英雄的浪漫色彩。他们在战前原本大都只是安分守己的“小人物”，如果没有爆发战争，他们本可以过着安稳的太平日子，然而日寇的入侵，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人生轨迹。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经历了磨难与成长，同时也逐渐走向成熟：那个愣头愣脑的农村小伙子顺溜成了名闻遐迩的八路军神枪手（《我的兄弟叫顺溜》）；那个土匪出身的八路军战士白朗，在血与火的锤炼中成长为智勇双全的铮铮硬汉（《杀虎口》）；而原本可以安安静静念完大学的周文（卫国），面临强虏侵略、神州沦陷而投笔从戎，日后更成为令日寇闻风丧胆的“雪豹”突击队队长，屡建杀敌奇功（《雪豹》）；宋天好姐弟四人在“闯关东”的生离死别、九死一生中挺直了中国人的脊梁（《闯关东2》）；而从沂蒙山区走来的于宝珍身上，更是让人联想起六十年代电影《苦菜花》中那位将儿女都送上抗日战场，自己也从软弱走向坚强的胶东母亲，于大娘用一位沂蒙母亲的朴实、善良和深明大义，诠释了由抗战而彰显的革命老区精神（《沂蒙》）。

第四类描写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显示了对于抗日战争“国殇”，尤其是抗战史上著名大战役的全景式真实再现，充分体现了对于抗战历史和民族英雄的尊重与敬仰。如近日在台北“两岸电影人抗战电影展暨研讨会”上展映的大陆电影《喋血孤城》，被称为“中国2010年惟一一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战争题材大片”。它以发生在1943年湖南常德会战的真实战史为素材，讴歌了驻守湖南常德的国军第57师8千余名“虎贲”将士，在明知弹尽、援绝、城已破的情况下，仍以血肉之躯坚守孤城常德，拼死抵抗3万精锐日军的猛烈进攻，坚守达十余日之久的卫国捐躯精神。此役被称为八年抗战史上最惨烈一役，最后8千余名“虎贲”将士只剩2百余人生还。尤其是城被攻破后师长余程万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发出最后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部、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报国并祝胜利”，更以岳飞式“精忠报国”精神的现代版而催人泪下。自从1986年电影《台儿庄战役》问世以来，对于表现抗日战争著名战役的“突破”与“再现”一直令人期待。此后，国产影视剧中陆续出现了反映“国军”的空军飞行员投身抗战的电视剧《长天烽火》；反映1937年驻守宛平的29军在军长宋哲元的领导下，毫不畏惧地应对“卢沟桥事变”及其迎敌作战史实的电影《七七事变》；以及反映国共军队合作抗日、并肩作战的电视剧《中国兄弟连》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两部由兰晓龙编剧的抗战题材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和《生死线》，无疑竖起了一杆新世纪中国战争文学的新标尺，它不再回避战争对于成千上万人生命的毁灭以及对于人类文明极度破坏的史实。在残酷到无处逃避的“战争绞肉机”的绞杀下，任何英雄主义的激情都显得无足轻重，哪怕是人道主义的种种哀怨，也显得苍白无力。尤其是颇具争议的《我的团长我的团》，以“川军团”一群溃兵们由北向南一败涂地溃退至中缅边境小镇禅达之后的处境为切入点，表现他们从毫无希望的苟活、歇斯底里的发泄，到被激发起与日军决一死战的男儿血性，展示了那场侵华战争对于人性冷酷无情的扭曲与拷问，这种扭曲与拷问在前面越是冷酷无情，最后当“炮灰”们义无反顾地冲上南天门为国捐躯成为英雄，也就越是能叫人对于那场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侵略战争发出愤恨的诅咒。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近年抗战题材的影视剧火爆银幕和荧屏的同时，仍然还有不少浅薄雷同、平庸无聊甚至还有低估观众智商的低级之作，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某种思维模式与惯性仍然时隐时现。于是，不难看到，表现抵御外族侵略的叙事作品，代表非正义的敌人大多外强中干，非蠢即愚；而代表正义的我方则同仇敌忾，以弱胜强，存在着一种过于盲目乐观的虚假叙事与轻浮基调。胡编滥造、缺乏史料依据的“经典重拍”也大多未能给观众提供新的审美情趣与艺术境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反省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