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曹禺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们因怀念大师而内心难以平静，曹禺先生虽然“轻轻”地走了，可他那永恒不熄的艺术生命，却将伴随着中国观众而永远存在。为什么曹禺话剧会具有如此强劲的艺术生命力，它对中国当代文坛究竟具有何种意义的思想启迪？

首先，以个体生命感知去透视人类生命现象，艺术化地表达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共同拥有的普遍情绪，这是曹禺话剧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用生命去进行写作，既是一种伟大而崇高的精神境界，也是一种超越与升华的思想品格，它使曹禺透过现实生活的外在形态，发现了人性悲剧的本质特征——不是“爱”便是“恨”的情感偏执，使世间一切事物都走向了二元对立的矛盾极端。正是由于曹禺从自身的生命意识中，深深体验到了“人”的原始蛮性的客观存在，所以他才真正揭开了“残酷”与“无奈”，生动地描绘了生命现象的“挣扎”与“呼号”：《雷雨》是描写传统文化的家庭悲剧。无论是周朴园、周蘩漪、鲁侍萍还是周萍、四凤、周冲，他们之间因血缘纠葛而导致的剧烈冲突，都集中反映出了作者对于“人”的忧患意识——“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运命，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日出》是描写社会生活的道德悲剧。陈白露、潘月亭的堕落与小东西、黄省三的死亡，他们以两种生命形态的鲜明对比和不同结局，猛烈抨击着“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暗的一团”，“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原野》是描写灵魂陨落的人性悲剧。焦阎王以“灭门”之举屠戮仇家，而仇虎也用“灭门”之法去残杀焦家，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何时了——这既是曹禺本人的厉声质疑，也是他伸张正义的悲悯之声。《北京人》是描写生命退化的人文悲剧。曾家承袭着传统观念而日渐衰落，袁家则追求自由与自然而人格完美，曾家后代终于跟随袁家出走而得到解脱——“自由”、“博爱”和“力感”的三者合一，恰恰暗示着作者重建民族精神的美好理想。曹禺四大名剧都不是刻意去“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而只是源自于“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的强烈推动。这种以生命去感知生命而非以想象去推演生命的创作意识，不仅使其作品获得了不同思想信仰以及不同文化程度观众的一致青睐，并且也对当代中国文坛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不管作家是主张“个人化”还是“个性化”，“生命写作”都是文学创作的首要前提。而所谓的“生命写作”就是要像曹禺那样，自觉地把读者或观众提升到“上帝”的位置之上，去表现他们内心世界的真实情绪，去感受他们现实人生的精神困惑，去激发他们关爱生命的道德良知，让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回家，“低着头，沉思着，念着这些在热情、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的人们”。中国文坛应重新燃起关注生命的激情火焰，自觉回归到生命意识中去寻找创作灵感；只有摆脱一切利欲熏心的私心杂念，我们才可期待超越《雷雨》的精品出现。这才是我们对文学大师的最好祭奠。

其次，以民族艺术为本色、以外来艺术为借鉴，努力去创造为中国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审美趣味，这也是曹禺话剧能够取得空前成功的重要原因。曹禺四大名剧都包含有某些西方话剧影响的潜在因素，这是学术理论界早已达成的共识，而曹禺本人对此则更是直言不讳坦然承认：他在《〈雷雨〉序》中说，能够描摹出古希腊戏剧大师的“遒劲和瑰丽”，“会使我无上的光彩”；同时又在《〈日出〉跋》中说，虚心学习契诃夫与奥尼尔“深邃艰深”的艺术手法，也是促使他话剧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条件。然而，借鉴与吸收并不意味着就是一种机械照搬的艺术复制，而是人类文明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智慧创造。曹禺对此的认识则是：“学外国人的好东西，是不知不觉的，是经过消化的。不是照搬模仿，而是融入，结合。在这种融入结合之中，化出中国自己的风格，化出作家自己的风格，总之，是引出新的创造来（《曹禺谈〈北京人〉》）。”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承认，曹禺四大名剧既是民族情感生活的艺术体现，同时也是西方艺术经验“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你尽可以感觉到它们同西方古典和现代话剧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却又难以具体地说出两者之间思想与艺术上的实际相同点：《雷雨》虽然与《悲悼》题材有些类似，但中国封建大家庭式的人伦悲剧，则远比美国“精神分析说”式的人伦悲剧，更能触动与冲击中国人情感压抑的心灵世界；《原野》虽然与《琼斯皇》手法有些近似，但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与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也是以乡土文化与婆媳关系的矛盾焦点而展开的，同样和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人文精神存在着本质区别；而《北京人》中那些完全经典化了的民族语言，以及那种高度民族化了的生活场景，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消解了契诃夫的影子，而成为了一种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情绪记忆。另外，曹禺话剧“讲故事”与“口语化”的表现形式，与中国民间艺术传统息息相关，这也充分说明了作者的民族情结，以及他对普通民众审美心理的尊重与理解。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坛重新去做一番总结，便可以发现曹禺话剧那种民族化的艺术追求，实际上已经遭遇到了新生代作家的群体冷落，而“先锋戏剧”和“实验话剧”的“西化”倾向，则表现出了当前某些艺术作品价值偏离的审美诉求——“民间”被赋予了“精英”的主观意志，“生命”则被赋予了“生活”的世俗理解，“喜闻乐见”已不再是作家所关注的创作使命，而“孤芳自赏”却成为了他们“自我发泄”的惟一目的。当前这种盲目崇拜西方的浮躁心态，不仅难以再造像曹禺这样的文学大师，还人为地隔绝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情感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