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山战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算不上有名,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记中也较少被提及。这场战役的背景是根据中英相关协定(因缅甸当时属英国殖民地),中国曾经派遣十万远征军入缅,与英、缅联军共同抗击日军,实现贯通中印公路的目的。松山之战即为云南境内的中国军队西渡怒江反攻作战中的重要一役。在松山战役结束六十多年之后,余戈以“战役笔记”方式,集自己迄今为止所能检索到的全部资料于一体,并实地探查,采访亲历者,意图还原、恢复这场战役的基本面貌,作者谓其“微观战史” “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那么,“战史拼图”、“微观战史”的写作价值何在?笔者试解如下。
在历史与心态史之间的阻断作用
在四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1944:松山战役笔记》中,余戈将发生在三个多月间的战事,以每一天的进展为单元,从战斗双方人力、物力投入的明细,地形地物、战场的结构布局,武器装备的种类、数量,战术战斗方法的使用,人员、供给及战斗消耗情况,指挥员、战斗人员的举止行状,电文、密令、情报、会议、新闻,天候、气象、水文的变化,兵员结构、成分、乡土背景等等要素入手,试图在每一个章节中都要让读者把目光聚焦于他这幅“全息摄影”般的战场图景之中。这就有效地做到了让我们除聚焦“事实”之外,没有以任何外在于这场战役的、或者是事后的经验、知识来评判界说的可能。
可以说,余戈的工作却是没有任何余地的,他受制于那场战争,受制于六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国滇西松山上的一兵一卒,还可能包括了一草一木。他的每一次下笔,每一段叙述,都必须是对被严格核对过的、不偏不倚的“事实”的搬用,而这些“事实”作为“色块”镶嵌进整幅图像中时,也必得是严丝合缝的。我猜想其间一定有拼错后拆解开来重做安排的情况发生,也有拼不下去而苦无出路的时刻。然而,这样的工作又是充满诱惑力的:当日军某天的一次偷袭行动出现在中、日、美三方事后的记录中而各有出入时,或者是当某一次阵地爆破后的歼敌人数,甚至被歼毙者的姓名、军衔、具体身世都通过对各方资料的对照而水落石出时,这种对当年战场上战事细节的精确还原,就会让读者感受到战史乃至“历史”的纯粹逼真,而不是粗略潦草的勾勒。至少在这样一个切近的距离下,谁都不会再脱出具体的“现场”而去生发各种感慨、臧否之类,又或是在种族、阶级、政治等层面高谈阔论了。我想,这就是成功的阻断——让我们以百分之百的注意力,从技(战)术层面,以战壕内军人的身体活动范围为限度,以战线的延展伸缩、火力的强弱消长为指标,面对一个绝对的战场空间,面对纯军事意义上的事实,也就是微观化了的战史。
军事历史叙述中的去文学化努力
《1944:松山战役笔记》并非没有叙述者的视角,也不是没有基于民族、国家的立场观点,在一些章节中,我们甚至也能感觉到作者强抑的激愤。不过,它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所谓的文学性,这一点才是此书最值得观察的。历来我国演义文类发达,以至于对史志文类的真实准确多有消弭和掩盖。最近几十年以来则是一种叫做“报告文学”的文类昌盛。这种将历史故事化、文学化的冲动,一方面源于非常时期、危急时刻的国民动员、政治宣传需要,因为普通民众受教育程度有限,采用街头活报剧、枪杆诗、“故事新编”之类简易形式,更容易获得理解与接受。另一方面,与重人不重事,“非以详其事,乃以见其人”(钱穆)的中国历史编纂学路线,以及我们自古文史不分的传统也多少有一些关系。区别在于,旧时的“文”并不是现在“文学”的意思,它可能包括具有“载道”功能的一切诗词歌赋和“经国”文章,但并不包括引车卖浆的小说。今天的“报告文学”却似乎独与小说亲近,大量使用小说式的玄虚和耸动手腕。从字面看,可能是把对真实事件的交代理解为“报告”,而把主要以情节、细节、对话乃至心理活动、心理分析这样一些小说方法狭义化为“文学”了,因为现代小说成熟的叙述模式非常便利于借鉴模仿。
《1944:松山战役笔记》因为聚焦的是一场非常具体的战事,在方法上又是按时序逐日推进,几乎所有的战术方法、战斗进程、攻防策略、战况演进以及不同阶段作战成效,都通过战斗文书、详报、日志,以及战后中、美、日三方参战人员的信件、笔记、回忆录等材料,进行仔细的对照和严格核实。这种我姑且称之为“战场考古学”的工作,对写作战史类著作来说,无疑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对今天的“战争纪实”、“历史纪实”也具有示范价值。
文献、资料的“身份”识别
《1944:松山战役笔记》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就在于,作者从事的是名副其实的“草根”研究。余戈怀着军事历史“发烧友”式的专注与热忱,投入到松山之战的无限细微和琐碎之处,在没有任何史学抱负的情况之下,却拿出了中国内地抗战史研究中独一无二的成果。有读者——是历史学者,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认为是“民族历史认识心理健全之标志”,足可“愧杀某些历史学家”,这当然是值得重视的意见。近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所谓“草根”一族的悄然生长,军史、战史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面貌,那就是一种完全自觉的、基本上没有功利色彩的“民间研究”,其基本的特质可简单归纳为“无定见”、“纯叙事”、“显微化”处理,以及文献资料的多样性。据作者称,他对“县一级文史资料选辑、新闻报道、网站专题、博客这样的为专业研究者所轻蔑”的资料,并不避讳,而是主要在甄别、比对上下工夫。一些“军事发烧友”的业余研究成果,网络写手们无心插柳的采访“爆料”,也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书中。我们看到,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注释条文和资料来源列表中,甚至标出了许多网站地址,读者完全可以自行去验证那些资料的可靠与否。在这本书的电子版出现在网络上之后不久,也立刻引发了大量的跟帖讨论、知识订正和指谬,而且交流已经跨越了国界,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1944:松山战役笔记》首创“微观战史”的概念,这是把战史研究方法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用这样的方法逼近近代历史、革命史上所有那些可歌可泣的战争,无疑将是更加诱人的工作。同时,这本书也再次提出了问题:军史、战史研究如何摆脱功利主义书写而重获其学术的尊严?方法只是一面,终极的目标应该是历史认知中最为必要的客观、公正与翔实,而这是历史教育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