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山尊是我国的驰名戏剧家，我有幸和他共事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

我认识欧阳山尊是在1939年一个萧瑟秋风的日子，当时我所在的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文化工作团刚解散合并到“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去了，我留校在宣传科当戏剧干事。一天，宣传科科长老红军蔺子安领着一个魁梧的年轻人来到我住的屋内说：“这位是抗大总校文工团的副团长，他们到边区来要为我们二分校演出，需要借一些幕布和服装道具，你帮助办一下。”那个高个子副团长笑容满面地和我握手，自我介绍：“山尊。”

在挑选幕布和服装时，我们彼此交谈起来，我觉得他谈吐文雅，且多风趣。我问：“我怎么没听说百家姓里还有姓山的？”他笑了：“我不姓山，山尊是我的名，我姓欧阳，我叫欧阳山尊。”啊！这个名字我早在上海时就听说过，我立即对他产生了一种尊敬的亲切感。这是我和他认识的头一天。当时我23岁，他26岁。

同年初冬，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大家都亲昵地叫他贺老总）率主力从冀中返回晋察冀。贺老总指名把我从二分校调到120师“战斗剧社”。当天贺老总亲切地接见了我，他对我说：“我们战斗剧社是红军时期建立起来的，长年行军打仗，缺少训练，把你们调来，是要你们把剧社搞出个样儿来。我还要找罗瑞卿（当时任“抗大”总校副校长）把欧阳山尊也调来。”

贺老总所说的“你们”，是指刚从延安“鲁艺”调来的成荫（解放后任电影导演，电影学院院长），王元方（解放后任音乐家协会秘书长），莫耶（解放后任《甘肃日报》副刊主编），名曲《延安颂》的词作者，还有先我从“二分校文工团”调来的朱丹（解放后历任“西北艺校”和“西南艺校”校长、空军文化部长、总政话剧团团长等职）。

不久，欧阳山尊也调来了，担任剧社的副社长，他和我们５个教员都是统管剧社的业余领导。

欧阳山尊调来之际，正值国民党发动全国性的反共高潮时。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暗地里勾结日寇发动了罪恶的“晋西事变”。我120师奉命挥师重返晋西北“反顽固”。欧阳山尊立即投入了准备大转移的活动。我一直注意着这个从上海出来的大知识分子，他一点架子都没有，行军途中与大伙同甘共苦。通过日寇封锁线，穿越空气稀薄的管岭山，一路上他总是前前后后照顾着部队，还不断打趣唱歌鼓舞士气，直到安全到达晋西北重镇临县。

剧社到晋西北后不久，原社长陈杰、原指导员向德忠和原支书鱼清左这３位老红军都调走了。欧阳山尊接任社长，在此期间，他亲自出任导演的有独创话剧《人约黄昏》（前苏联名剧，兼任主角）、五幕话剧《四十一》（严寄洲编剧）、独幕话剧《重园》（自编自导自演）和三幕话剧《黄河三部曲》（石丁编剧）。

在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中，欧阳山尊有几件事特别使我难忘。

在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察家崖举行军民联欢晚会，由我们“战斗剧社”演出三幕话剧《丰收》。演出当天，剧中扮演男主角的冯一夫突患急病，欧阳山尊让冯一夫好好休息，到演出之前用担架把他抬到后台，冯一夫根本站不起来，更别说登台演出了，此时观众已经陆续进场了，雪亮的汽灯也点上了。欧阳山尊当机立断说：“我上！”该剧导演成荫狐疑地问：“能行？”欧阳山尊说：“这几天你们排戏，我天天都在场，剧情我熟悉，就是台词记不住。”担任舞台监督的我插上去说：“我派四个提词在台上四角给你提词。” 欧阳山尊斩钉截铁地说：“救场如救火，大家不要慌。”说毕坐到化妆台前开始化妆。场记坐在他身边念剧本。

在剧社，我和欧阳山尊的第一次合作是我将苏联作家拉甫列涅夫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改编成五幕九场话剧《四十一》，由他出任导演。这出戏的内容是前苏联女红军战士玛柳特加奉命押送俘虏的白军军官古特奥特罗到后方去，他们在海上突遇大风暴，船翻人亡，只有这个女红军和白军军官幸免于难，漂流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岛上有一间小木屋，是陆地渔民季节性到这临时歇脚之处。木屋里堆放着不少鱼干尚未运走，正好供两人充饥。

白军军官是一个很有文化的贵族，女红军也爱好诗歌，两人在患难相处中产生了感情。不久后的一天，他们突然发现远处海面上有一艘白军的军舰驶过。白军军官惊喜地挥动手中的白布条在浅海中奔跑、求救。女红军阻止无效，毅然举枪把白军军官击倒。她疯狂地奔跑过去，抱起白军军官的尸体痛苦地喊叫：“我的蓝眼睛！”剧终幕落。

这一天，贺老总来看我们的演出，看完后来到后台，对欧阳山尊和我说：“山尊呀，我看这个戏有问题，结尾不好，那个红军女子开枪打死了反动白军是应该的，为什么还要跑过去抱起他哭呢？不好，不好。”

回到剧社，山尊对我说：“老总批评得对，这部小说的作者拉甫列涅夫是前苏联共产党的同路人，这部小说有明显人性论的倾向，应该修改。”我问：“怎么改？”山尊说：“你看这么改行不行，当玛柳特加开枪击毙白军军官古特奥特罗之后，毅然推上子弹，准备迎击敌人，此时敌舰的声音渐近，天幕上升起红光，大幕徐徐落下！”我一听觉得改动不大，却大大升华了这个红军女战士的英雄形象。果然，再演出时，结尾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这次合作，使我非常钦佩欧阳山尊的深厚造诣。晋绥边区政府为了团结各界人民共同抗日的目标，提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口号。边区有一位开明绅士毅然捐出了一万块大洋，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对这一生动事迹，贺老总向欧阳山尊提出是否可以把这事编成戏扩大宣传。山尊立即根据老总指示，召开会议落实。确定由莫耶编剧、成荫导演，很快正式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41年，为了庆祝“八一”建军节，晋绥军区举行了一次联合大公演，参加演出的除了我们“战斗剧社”，还有各旅各纵队的“战火剧社”、“战线剧社”、“战力剧社”以及新军决战队的“前线剧社”、“长城演剧队”等单位。在会议期间还召开了戏剧座谈会，贺龙司令员到会讲话中提出要组织戏剧游击队，深入到敌战区去宣传演出。会后欧阳山尊立即调集“战斗剧社”的11位精兵强将，组建了一个“游击剧团”，自任团长。除两个女同志佩带手枪外，其他男同志每人一支步枪，子弹30发，手榴弹3个，山尊则腰挎“王八盒子”（日军手枪别名），还从战斗部队调来了７个战士，由副排长谷树学率领，一起奔向日寇统治区演出，开创了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宣传抗日的先河。

此后不久，贺老总调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他到延安不久，指示欧阳山尊调“战斗剧社”到延安演出，而且一定要演出反映敌后抗日根据地题材的戏。欧阳山尊当即召集剧社艺术骨干商量确定赴延安演出的剧目。

我们“战斗剧社”一到延安，演出了三幕话剧《丰收》（刘萧吾、莫耶、张客编剧，石丁改编，成荫导演）。演出前欧阳山尊反复和主创人员蹉商，务使演出精益求精。演出后博得了延安各界的好评，《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介绍文章，“鲁艺”戏剧家、实验剧团、青年艺术剧院等单位召开座谈会，一致肯定我们演出的方向。

全国解放后，欧阳山尊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焦菊、曹禺等戏剧家一起担任领导工作。他导演了《日出》等一系列中外名剧。我则调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彼此常有来往。尤其是“文革”后期，疾风劲雨阶段过去后，我们成了等待处理的“游民”，彼此串门的机会也就多了。

2007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欧阳山尊的创议下，决定排演延安时期我们“战斗剧社”演出的《求雨》《皮列拉》《自家人认自家》及《打得好》（当年由成荫编剧、严寄洲导演）等独幕剧。为了组织重演这些老戏，欧阳山尊邀我到北京人艺座谈有关演出这些戏的有关事项。

悠悠岁月，70年风风雨雨过去了，他，我的老上级、老朋友、老伙计走了。噩耗传来，我欲哭无泪，只能祝愿他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