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叶这个名字如果不是因为要写这篇文章，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有次翻开《龙江当代文学大系·诗歌卷》，恰好第106页，迎面而来的便是《向远方》，写的是建井工程队工人的生活与情怀——新的矿井建成了，工程队走向远方、新矿工来到建好的矿井，“声声鞭炮夹杂着汽车的吼叫/起伏的欢呼间和着相互的叮咛/矿山人就是如此质朴又深厚/总是为别人幸福而引为光荣！”诗句没有什么新奇，但联系起诗句描绘的那个火红年代所常有的场面和诗句背后的故事，给人的冲击是巨大的。而类似这样与新中国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相呼应的诗篇，在黑龙江诗人笔下甚为常见。沙鸥所说：“我像看见了那些工友，/怀着水蜜桃般饱满的快乐与热情，/紧张地工作在炉旁。”（《太子河的夜》）。就是这样的激情，就是这样在远方而永远向着更远的远方的情愫，总是在不经意中重击着人们的心灵。黑龙江诗歌承继了我国诗歌沉郁、刚毅、蕴藉的传统，写出了多种生存条件下的坚韧，以及昂扬向上的情愫，体现出多样化的艺术追求。

向远方的人们最热爱的是自己的祖国，“太阳会落下，/河水会干涸，/你——中国人民胜利的旗帜，/却永远年轻，永远高高飘扬在世界上！”严辰的《国旗》奏响了共和国赞歌动人的旋律。难怪，梁南说他愿坚定地追随在祖国之后：“我不属于我，我属于历史，属于明天/属于祖国——花冠的头顶，风的脚步，太阳的心/从黎明玫瑰色的云朵穿过，向远方……这行进之音，恳切而深沉/像探索一样无尽……紧紧把祖国追随”（《我追随在祖国之后》）。因为伟大祖国的步伐、呼吸是那样地吸引、鼓舞着他的儿女。并且龙江人在祖国的怀抱里永远自信：“跌倒了，路依然坦荡/爬起来，头仍旧高昂”（《郑义成《生命之旅》）。

向远方的诗神是大气、粗壮、豪迈的，他们愿意把父亲作为诗歌中一个重要意象，充分彰显诗歌的阳刚特质。潘永翔如是说：“一个丰收的季节/颂词与挽歌/在父亲的目光中一天天长大”（《松花江》），父亲是个永远向远方的战士、建设者、开拓者，正如王英文所言：“那天父亲把红旗的一角/为我系在脖子上/就离城走了”（《那以后的事》），每个有志向的龙江人都或多或少地承继着父亲的性格与命运，于是，我们看到白帆这样吟诵：“我在父亲身后摞着麦子/摞着摞着把自己也摞成了父亲/后来 父亲像麦子一样被割倒了/麦芒和阳光在岁月的天空交相辉映/护送超脱的灵魂横渡天宇”，而在70后诗人姜超那里，对父亲的言说显得更为悲壮：“毒日轰鸣着掀翻土地的血脉/我的故乡就这样丢了/影子摇晃的舞蹈里/首先是父亲/其次是写诗的我”（《我把故乡丢了》），父亲、故乡、诗、我，密切联系在一起，故乡不再，则父亲不再、诗情不再。

向远方的龙江人对爱情的抒发特别炽烈，1980年发表于《诗刊》第一期的林子的《给他——爱情诗十一首》是当代龙江爱情诗的代表，她的诗句有的堪称惊世骇俗：“所有羞涩和胆怯的诗篇/对他，都不适合/他掠夺去了我的爱情/像一个天生的主人，一把烈火！”有的则优美蕴藉：“思念，是一条悠悠的小河/时间的帆船在上面漂过/当爱的春风往心坎上吹拂/就泛起了阵阵清波……”这样的诗句在当代文学中应该说是不多见的。刘云开的《一只鸟》这样婉转地表达爱情：“非常非常普通的一只鸟/为爱情醉了/而这跌跌撞撞的家伙/竟栖在我的心上”；而老诗人苗欣的《问与答》则写得格外隽永：“相见在夏，相恋在夏/——你是我心上的茉莉/秋日芬芳，冬日也开花”，体会起来，真有蕴藉无限的感觉。

本书开篇是方行的《我的歌》，作品以非洲土著口吻，表达对超级大国的不屑，这样胸怀开放、意念充盈的诗篇堪为主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世纪50年代以前出生的诗人的手法、意象大多是写实的、具象的、直接的，而60后作者，或者发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人的作品，则有明显的抽象性、语义多样性。同样是写雨，1940年出生的宋歌说：“雨雾里一声春歌响//湿漉漉的音符带雨滴/顺着歌声找人影/咋不见山村野闺女？”（《杏花雨》）而在1971年出生的王冬冬那里，雨的情调是这样的：“如果是夏夜里的叶子/响亮地叫起来/平静的池塘里也会有/江河样的澎湃/把绛蓝色的窗帘/挂在时间的另一端”（《夜晚有雨的脚步是必要的》）这也许是时代发展、社会变化之必然吧。而在本诗卷的最后一首——曹疏影的《海报》里，女诗人眼中所概括的“海报”命运居然是这样的：“墙皮可以容忍绿苔，却推开/不属于自己的纸角，灰尘和灰尘/在胶水的印迹里拉着手/这个城市的风把它吹得更卷”。但是，像“雪”这样的意象，在龙江诗人笔下绝对刚毅而迷人，并且绝对没有不带感情的无动于衷。“年复一年的雪花/开在平原的枝头/让锐利的北风/为一片新生林带剪彩”（潘永翔《落雪》）；而王勇男《多雪的冬天》则直抒胸臆：“感谢母亲生我在北方/感谢北方养我在大雪小雪里/年年岁岁”。这些诗句都让人看到了龙江人不同的艺术追求，看到了新时代龙江诗歌的多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