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每次远游回来一样，行囊里除了衣服、笔记本、少量当地土特产和介绍该地历史文化的书籍之外，有时还会有几块石头，譬如2004年去新疆，在伊犁河谷拣到的、与埃及古法老陵墓中出土的法老石雕同样的雪花石——墨黑的石头上布满星星点点、如雪花一样的白点。只是伊犁河谷的雪花石不光是黑色的，还有黄的、紫的、红的……我们宁可把别的东西“精简”掉，也要把这几块旁人或许不屑一顾的石头塞进行囊，千里迢迢地带回家。这次从桂林回来，行囊的分量没有增加多少，因为没有石头，只在书页里夹了几枚紫荆树叶……

这几枚树叶是我们在游览象鼻山时采的。我们以酷似大象将长鼻伸进漓江汲水的象鼻山为背景，拍照留念。一转身，见河湾处新添一组群象在江边嬉戏的石雕，引得游人纷纷跨过石桥前往观赏。就在我们走上石桥的时候，忽见桥边大树枝头开满硕大的红花，这在北方很少见，特别是在这样的深秋季节。我们问同行的人，这是什么树？大家都摇摇头，答不上来。再细看那树叶，猛然想起父亲上世纪80年代在广州从化疗养时寄给我们当书签用的树叶：一张圆形的叶片，后部合在一起，叶尖分开，正是我们眼前的这种树叶。只是我们怎么也想不起父亲信中告诉我们的这种树的学名，就记得他说从化人将这种树俗称作“朋友树”，因为其树叶又分又合，比作两个朋友分别时依依不舍，俗称作“朋友树”。他在散文《春温漾漾满清泉》中，对这别致的称谓曾有专门描述。我们忙摘下几枚叶子，夹进书页里。

后来问导游，这是什么树？导游说：“这树学名叫紫荆，不过，它还有一个挺俗却很形象的名字。”我们想起父亲的信，说：“是叫‘朋友树’吧？指这树叶又分又合，像一对难分难舍的朋友。”导游说：“这我还真不知道。我们这里都叫它羊蹄甲树，羊蹄子前面是分岔的，就像这叶片。”看看树叶的形状，还真像沙土或雪地上留下的一只只羊蹄子踏过的印痕。

就这样，我们离开桂林时，也将夾着这几枚紫荆叶片的书塞进行囊，带回了北京。我们取出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而出版的《曹靖华影像集》，在广东从化温泉的那一页，有四帧照片。两张是与友人在疗养院的合影：一张是与杨尚昆、李伯钊夫妇的；另一张是散文家苏晨、易征陪同香港作家严庆澍（唐人）去看望他时拍的。第三帧是荔枝收获季节，父亲坐在住室沙发上“啖”荔枝时，花城出版社的詹忠效同志抓拍的一张难得的生活照。而它下面的一祯，只是4枚紫荆树叶，说明是：“曹靖华用紫荆叶制作的书签。紫荆树当地又称朋友树，叶片象征友谊的难分难舍。”照片上的紫荆树叶，果然同我们带回的一模一样，我们像见到老朋友一样高兴。

父亲是1978年底赴广州从化疗养的。粉碎“四人帮”后，他重获工作与写作的权利，又摆脱了杂务与每天川流不息“如走马灯然”的来访者的纷扰，一方面借从化的温泉水治疗纠缠他半个多世纪的肺气肿，一方面专事写作。父亲爱花是有名的，早在60年代初，他在散文《花》中，就曾引用古人秉烛看花的名句，描述人们对花的痴爱。如今，虽已年愈八旬，却像老树又萌发出新枝。他把从化称作花海，翻译家、作家兼画家高莽曾为父亲画过三幅肖像，其中一幅就是画他在从化花海中。他请父亲在画上题词，父亲欣然题作“粤江二月三月来 满山遍野奇花开 给高莽同志题画 曹靖华八一年春”。花海中有一条流溪河，他住河西，“每日赴河东治疗，往返约三里，均步行，诚运动也”。日日徜徉花海中，一路观花、赏花，品味着重获工作与写作权利的欢欣。在与我们通信中，这种欢快的心绪跃然纸上：

我在此一切均好。环境清新而幽静，身处山窝绿海中，空气一尘不染，比过滤还清洁，而且花香（目前尤以白玉兰等）四溢，熏人欲醉。（1979年5月22日函）

此间极静，我半年不入城。专司读书、为文。大有“不辞暂作岭南人”之慨。主要是心境好，文兴浓。（1979年7月某日函）

从化四季如春，紫荆、象牙红等又在怒放。（1979年10月25日函）

……

1980年3月29日信中，还寄给我们一小片绵软、洁白的树皮。他说：“亚热带和热带，和地球其他地区，动植物各异。附树皮一片，名‘千层树’（学名不知），因大盆粗的树，其皮如棉纸，可层层剥落。这树皮，同北方可以剥落，甚至可以用来制鞋、靴的白桦树皮相似，不过，它薄如棉纸，比白桦树皮软绵轻柔多了。”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同样常常提到从化的花木和随信寄去几枚树叶、一片树皮。如1980年2月3日致《人民日报》编辑姜德明同志信中，就曾寄过一枚紫荆树叶：

附奉此地盛开的紫荆叶片一枚，此花紫红，遍地花花世界，万紫千红。此叶传说是：两友极好，难分难舍。故虽分开了一点，但仍依依难分。故名“朋友树”。真别有风趣也。

1987年初夏，为筹备庆祝父亲九十华诞，我们应作协与作家出版社之约，赶编父亲的抒情散文选。编成后，我们建议请姜德明同志作序。因为书中不少文章，都是父亲的这位“恳挚洒脱”的“座上客”去家中约稿，与父亲“时聊时写，时写时聊，聊聊写写，写写聊聊”中，“不知不觉”地写出来的。父亲欣然赞同，但德明同志却一再推辞，他自谦地说自己是晚辈，“没有资格”。在我们坚持下，他还是写来了《一片绿叶》。他说：“这不大像序，如果曹老和你们觉得可以，就算代序吧。”这篇《代序》，便提到父亲自从化寄给他的紫荆树叶：

我没有到过从化，似乎也不曾见过紫荆树。不禁为曹老的情致所动，不是吗？摘一片叶子夹在书中，或是遥寄远方，这不是十几岁的小儿女们爱耍的雅事！怎么，八十几岁的老翁仍然如此认真！

心如赤子的老人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我羡慕老人的天真……

是的，心如赤子的老人是值得人们尊敬与怀念的。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父亲在追忆他的挚友范文澜同志时说的：“中国有一句古话：‘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仲沄（范文澜）一生，就具着这颗赤子之心的！”

上世纪70年代初“林彪事件”之后，周总理抱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为贯彻会议精神，打破“文革”中万马齐喑的萧肃局面，派人专程来京找父亲商议，争取重印《铁流》和出版他的散文集。重印《铁流》，是会上提出并决定的，会议纪要还印成了中央文件。而要求出版父亲的散文集，却委实过于“大胆”，因为自“文革”开始，父亲就被扣上种种“罪名”，他的散文集《花》，更被斥为“毒草”。而今“文革”尚未结束，他头上的一顶顶“帽子”也未摘下，“明智者”怕受牵连，避之都惟恐不及，怎么还敢出版他的散文集呢？但他们表示不怕承担风险，因为“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化传统、近十亿人口的大国，竟只有一个作家、一本书的古怪局面早该结束了”。应他们再三恳求，父亲遂将《花》及其后写的散文，遴选出20篇，编成薄薄的散文集《春城飞花》。这是那个特殊年代，像父亲这样的老作家顶风顶雨出版的惟一的一本散文集。出版以后，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第一版7万册很快售罄。但也引起“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初澜”的“关注”，他们专门炮制了《评散文集〈春城飞花〉》，准备掀起全国范围的批判：

……革命人民狠批为刘少奇翻案的晋剧《三上桃峰》的战鼓声，音犹在耳。资产阶级的“春城”里又飞出了这一束为文艺黑线招魂的黑花……

在首都文艺界一次声讨“四人帮”的集会上，父亲谈到这件事，说它不过是“四人帮”垮台前的“几声狗吠”。他说：“倘不是党下手铲除了‘四人帮’，我恐怕早被他们消灭，去见马克思了。”他把重新恢复工作、写作乃至做人的权利，看做是“劫后余生”。

他是多么珍惜这“劫后余生”重新获得的工作与写作的权利啊，尽管他已年愈八旬，仍日日“专司读书、为文”，以《往事漫忆》为总题，写下了七八万字的散文，开始了他散文创作的又一个盛期。“心境好，文兴浓”，就像一株老树又萌发了新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