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初,笔者应邀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翻译家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普希金1830年在笔记中写下的一句话:“译者是文明的驿马。”如果说广义的译者是文明的驿马,那么,专事文学翻译的人士便是“文学的驿马”了。凑巧的是,在汉语中,译者的“译”和驿马的“驿”不仅同音,而且在词源、词形和词义上也很相近,区别似乎仅在于后者为“马儿”而前者是“文人”(言者)。当笔者向与会的外国同行谈及这一点时,闻者无不啧啧称奇。
用在驿站间往复奔波的马儿来形容译者,每个有过译事经验的人大约都能在这个比喻中品味出某种艰苦和辛酸,甚至是束缚和无奈。而较之于搬运文明的马儿,背负着文学包袱的“马儿”似乎任务更重,也更易受到挑剔、呵斥甚至鞭打。一方面,在大多数国家的翻译出版物中,文学作品所占比例往往最大,社会影响也更为广泛;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国家的文学中,翻译家却几乎都难以赢得与作家平起平坐的地位,与从事翻译的“驿马”相比,那些风光无限的作家诗人就像是在赛马场上频频亮相的宝马良驹,即便一生中从未得过名次,却早已赚足关注的眼神。一方面,文学翻译家会时刻面临着一个又一个陷阱或曰窘境,比如纯粹的文学作品如诗歌等的可译与不可译,如何在“信、达、雅”之间把握微妙的分寸感,如何克服或调和译者个性与原作风格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等等,更不用说原文文本中无处不在的语言和典故的“地雷”了,与之相关,文学翻译者便会不断地受到诸如译对译错、译好译坏等不一而足的质疑或诘问;另一方面,一个合格的文学翻译工作者恰恰需要很高的语言和文化修养,至少要懂得两种语言,要对原作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有深刻的理解,要有出众的文学写作能力等,而这样的人如果自己操笔,其作品或许也会很出色,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不乏这样的例证。
既要有出众的能力还要有忍辱负重的秉性,日复一日的奔波只能换得微薄的粮草,还得时刻提防路途中遍布的坑洼和沼泽,能善此业者非驿马莫属也。驿马总归是驿马,即便背上驮的是满袋金子,身后坐的是帝王将相,其任务也不过是将其送往目的地,本不该再有什么奢望。然而,“文学的驿马”自有其生活和使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甘甜和欣悦,它在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学之间游走,行程本身已然精彩纷呈,更何况还有它们经年累月搬运、堆积起来的一座座金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