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历史小说家繁星满天,中原大地尤其是河南南阳地区的繁星最为耀眼:前有《李自成》作者姚雪垠,后有《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现在又走来一位手捧《太白醉剑》(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登上文坛的程韬光。
《太白醉剑》是程韬光“大唐诗人三部曲”的第一部,作者用一种充满诗性的、狂放恣肆的叙事话语,逐步打开了“诗仙”李白的心灵大门及其成长足迹,期间又穿插了大量的李白诗词,这就使读者如同阅读一部李白的诗史,一部唐代浪漫主义诗派的诗史。还应指出的是,这部小说是用现代人的观念写李白,其文笔带有狂欢化的倾向,每当写到李白克敌制胜时,显得非常感性,毫不掩饰自己的倾向;它间或使用西方舶来的解构手法,对传统观念和秩序进行大胆的颠覆;它写主人公“将复古道,舍我其谁”,其狂其妄其对神圣的亵渎超过一切古人。由于书中贯穿着唐朝的历史和诗史,故要读懂这部大书首先要有安史之乱一类的古代史常识,尤其是对大唐盛事的朝章制度、皇宫景观、宫中礼仪、登基庆典、军机执政、开科取士、社会风俗有大致的了解,才能进入作者所缔造的艺术世界。
《太白醉剑》成功之处来源于浓郁的民族风格。作品中所写的人物,多得难以统计。从唐玄宗到安禄山,从杜甫到孟浩然,从判官到管家,从兵匪到丐主,从方丈到丫环,从狱吏到贩夫,无论是主角还是次角,无论是上层人物还是底层百姓,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装扮、容颜和气质,如第九章所写的“身形高大,斜裹锦衣;面如重枣,眼若幽潭”的丁孟,第五十三章所写的“身高九尺,膀大腰圆,面目黝黑,赤须横奓;头顶方铁盔,身着明光甲,手持长杆宽刀,胯下踢雪乌骓马;威风凛凛,赛似铁塔;身后军卒,皆带刀枪”的“将官”。秦娥、桃红、吴姬、高仙芝、杨国忠……这些人物无论是名字还是形象,衣着还是灵魂,架势还是性格,都不愧为大唐盛事的特有人物或特有典型。
《太白醉剑》反映的中国民族文化心理表现是多方面的。风景画和风俗画,是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形态。从昆仑到泰山,从长安到武昌,从栖霞山到桃花林,从醉仙楼到山神庙,从幽州城到潼关地,从渔阳鼓到羽衣曲,从采药炼丹到麻衣相术,从驯鸟遛猴到制造酿酒,无不充满诗情画意和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气息。再如翰林院的陈设、紫霞观的装饰、黄鹤楼的布置、清水楼的瑰丽、鹿门山的幽雅,还有形似巨大悬棺的鬼屋,无不体现了民族特色。作者在《霓裳羽衣曲》里描写的春溪、春雷、波涛、碧空、长虹,全部是视觉形象,听觉细节都省去了,然而作家的眼睛却完成了耳朵应完成的任务。这段文字如果不在开头明说是写音乐声,受众还可能以为是写气候变化或写长虹贯日的美景。正是这种听觉的大胆省略与视觉形象的高度 突出,才将无物质形式的音乐表现得如此绘声绘色。
《太白醉剑》的民族风格还表现在作者采用了章回小说形式,不过这形式和传统小说是有区别的,区别处在于学习古人时不全盘照搬,而是经过消化。第一,通过日常的生活表现中国文化的精华,如写正对长安开运门的皇城勤正楼,檐廊阔大,数十张方桌摆满新鲜瓜果和桂花、菊花美酒,文武大臣皆衣着鲜丽,数百宫女身穿五彩锦衣,远处人山人海。这种喜气洋洋,宾客如云的场面,为的是表明唐玄宗祥和高贵之气和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第二,《太白醉剑》以叙述为主,而不像某些新潮小说,常常用大量的篇幅对环境、场景以及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详尽的描写和铺陈。作品从头到尾,都将叙述作为表现手段,有时辅之于抒情,为的是与主人公的气质相一致。这和那种以场景描写为主,将叙述故事情节融化在场景描写的《飘》一类外国作品的表现方法是大相径庭的。第三,诗词的运用,更是构成《太白醉剑》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引用,不是外加进去的,而是视情节发展的需要而征引,这种征引有画龙点睛之妙。
《太白醉剑》的叙述语言,不仅古色古香,而且还追逐流动摇曳之美。作者不仅到李白的殿堂中朝香,也到杜甫草堂中取经,同时还溶化宋词和元曲的句法。程韬光虽多用成语式的四字句,但注意参差变换,毫不呆板。这是一部有分量的写李白精神史的奠基之作,用小说形式为诗仙立传的大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