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瓶》（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讲述的是一个类似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的中国故事：校园诗人许上游在自己的崇拜者、具有非凡领导才能和号召力的女同学司马佳的劝说下，放弃物质条件较为优越而工作较为轻闲的文联工作职位，与司马佳等五人来到偏远的杨溪县民族中学任教。司马佳是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她不顾一切阻力，要在民族中学实践她的苏霍姆林斯基式教育思想。不料她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连连碰壁，最终只能黯然离去。许上游从最初被司马佳“蛊惑”而赴杨溪民族中学支教，到后来被迫离开教学岗位去六沟垅乡扫盲，继而做起文物生意，到成功之后变卖公司赋闲在家。小说所表现的无“家”可归的心境并非仅仅是些个人现象，而是反映了一个时代人们共同的焦虑和渴望。大学中文系的理想主义教育和自身的纯真秉性使许上游能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不为所动，但外部社会的急剧变迁和理想在现实中的屡屡受挫又不断加剧他诗性心灵的痛苦和反思，孤独和彷徨因而构成了许上游生命意识的基调，它在逼使作家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的同时又将其转化为反抗孤独和彷徨的生命形式：“走”。在这里，“走”是对“定位”的否定，是否定之后的重新选择——永恒的追寻。无疑，在许上游的身上有着作者龚鹏飞作为一个精神的漂泊者、执著的追寻者和生命的呼唤者的心灵投影。

漂流或依附都是精神流放者的态度，无法寻求明确的人生方向，导致了许上游们的困苦，而这种困苦与他们的性格及其内心深层对世界的态度结合起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漂流境地。这是不断循环的过程，又是无法解决的终极性命题。自晚清以降，传统的儒、道、释一体的自足的世界解体之后，不少中国作家开始思考着怎样重建一种新的人与世界之关系。在中国文人的思想传统中，儒、道间的互补与张力构成了一个意义自足的空间。穷与达、江湖与魏阙、功成与身退，规定了知识分子来回奔走的内在意义。当这个整体化世界开始解体后，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追寻的焦虑，促使他们不断地进行人与世界关系的想象性重建。龚鹏飞的真诚就在于借助许上游和司马佳表达了这种“想象性重建”的持续受挫。

《漂流瓶》所构建的艺术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借助许上游们的生活界面而展开，人物心灵的游移与精神的迷惑始终伴随着文本的叙事的推进。也许因为年轻，所以彷徨；也许因为无法明确定位，所以始终难以找到一条明晰且适合自己的道路。但，他们用独属于自己的追寻方式审视已走过的人生历程，并且发现其中的意义。

谢林曾将其精神哲学命名为《精神漂泊记》，亦即哲学的本质是漂泊，是对精神家园的寻找。《漂流瓶》借助许上游和司马佳们昭示着，文学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何尝不是一种漂泊。尤其是许上游，其实他早就认定自己在这个时代注定要向“别处”漂流，因为在“别处”才有他最终的心灵归宿。于是永远“在路上”，“在途中”的精神漫游和灵魂寻觅成为最富于哲学意味的生命方式，就像浮士德怀着求索的愿望穿越了几乎所有的道路，但当他说“多美呀!请停一停吧!”悲剧就立即发生。这似乎是人类永恒的悖论。

许上游是《漂流瓶》中最典型的诗意人格体现者。这个本色意义上的诗人，他的生活轨迹实际上体现了诗性心灵面对现实生活无所适从的无根性。作者以其生命的敞开为基点，让生命成为一只“漂流瓶”去“打量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去观照与审视精神与灵魂的轨迹。整个作品呈现出了一种通体明朗的审美境界，一种生命的诗意敞亮。

如果说司马佳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超现实性人物，颇有几分像《神曲》中那位早夭的意中人贝雅特丽齐——但丁笔下引领诗人上升的永恒象征。那么许上游的追寻既具有古典式和谐理想，又体现出一种哲学探究意味的精神漂泊和灵魂寻觅，这是一种生命化的存在方式和诗意化的人生取舍。这种诗意最为集中地体现在许上游与瑛子的相知相恋上。两人的相遇是一种偶然，但这种偶然是起于庾信的《枯树赋》，是缘于对于生活的审美观照与诗性体验。我宁愿相信这是作者抑或许上游的现实版梦幻，一种寓言化的存在状态。或许，“诗人”在爱情世界中意识不到现实世界的对立（许上游的爱情总是在达到它的现实层面的时候归于失败），而在诗的幻想中则又逃避着这种对立。那么，人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我们是应该在幻想中生活，还是在现实中生活？只有把这些放到昆德拉所说的“抒情态度”的范畴中，它才完成了从一种生活到另一种生活的过渡，不存在任何障碍。在此，青春、诗、爱情，都属于人类“抒情态度”的表达方式。至于《漂流瓶》中那位为诗歌梦想而生，却迷失在物欲里的葛燕南，当他的诗歌“不在”，其生命的“此在”便不再有意义。最后他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存在。他死前留下了“尘世繁华，转瞬即逝”八个字——他的骨子里还持存着诗性，他之所以选择了死，是因为在那里他可以走进“昆德拉的《笑忘录》所说的有着夜莺鸣唱的花园那样和谐的地方”。葛燕南以一种反证形式诠释了抒情化的生存哲学。

尽管《漂流瓶》因其结构的简易、叙事的失衡乃至对人物的诗性型塑的某种刻意（如最后牵强地使许上游返归杨溪县民族中学）而够不上海德格尔所谓的“伟大的诗”，但，“诗人的使命就是引领人们归家”，这意味着，《漂流瓶》仍然具有一种“在无家可归的现代世界”的“归家诗”的艺术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