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是父亲（1902-1955）晚年最后一篇倾吐心声的遗作，是他留给后人的惟一一份“未刊稿”，20年后才被收入台北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张我军文集》。

这篇散文文字流畅，情景交融，沉潜内敛，寓意深遂。我19岁那年同父亲有过单独密谈，又送他走过神秘之旅。今日重读遗作，又有了深一层的体会。

云锁雨打，不见天日

散文从幼时养蚕，说到年轻时在北京忍受严冬的束缚和威压，而将某种期盼同春雷联系起来，这既为后半部文章做了铺垫，又似隐匿政治意涵。散文后半部以浓墨重笔描绘：那“令人起烦”的雨水，不断地下着，“‘或者可以晴下去的希望’也幻灭了”。“每个人周身的毛孔甚至五脏六腑也都长霉了似的”，“半个冬天和整个春天在愁风苦雨中度日，几乎不见天日”，“空气是那么沉重的，街道是那么泥泞的，真够叫人郁闷得喘不过气来”，“大好春光惨遭云锁雨打”。更可怕的是 “不晓得要下到哪一天”……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现已六七十岁的台湾人，大都会从这样的描绘中，联想起台湾岛内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风暴吧！而这场风暴的起始，竟也发生在张我军家中。

1949年4月6日清晨，台北市甘谷街24号后院，突然响起急促敲门声。张我军开启宅门，立即闯进几个身着军衣和警服的大汉，叫醒睡眼惺松的张光直，讯问和搜查后把他带走。光直当年18岁，是台北建国中学高三级学生。他不幸成为台湾白色恐怖序幕的“四·六事件”无辜受害者，只因与在北平的同学温景昆通信中，写了些不满现实和向往光明社会的字句，被邮检特务偷窥，遂以“共党嫌疑”罪名被拘捕，审讯、坐牢、“感训”了一年，才由父亲托人保释。

在张光直被捕一个月后，台湾全省宣布“戒严”，白色恐怖铺天盖地而来。《光明报》案、中共台湾省工委案、吴石案、李友邦案等，相继曝出。数万人无辜被捕，台北马场町不时响起行刑枪声。全省寃死或殉难人数至今都无法确计。当时到处都张贴着“通匪者杀”、“知匪不报，与匪同罪”、“检举匪谍人人有责”的标语，到处在散发《匪谍自首办法》《匪谍检举办法》。一时间，失踪、被捕、坐牢、受刑、枪毙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

这些，不正是《春雷》以可憎的霉雨对白色恐怖的影射吗？文中讲的不是自然天候，而是暗指当时的政治氛围。明指就会大祸临头，暗指的文章也无处发表。何况在台湾的亲朋好友，不少人都知道张我军的长子当时在大陆，这自然成为父亲的一块“心病”。后来我才知道，1950年3月祖母病逝，1955年11月父亲病逝，在当时台湾报纸刊登的讣告上，都未敢将我这长孙长子的名字列入“孤哀子孙”名单。

一系列事实说明，《春雷》对霉雨情景的描述，是张我军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受困、苦闷、恐惧和急切期昐改变黑暗现状心情的自我倾诉和隐晦发泄。

清脆春雷带来晴天的希望

张我军对春雷响后出现的“晴天”，是一种什么样的期盼呢？

父亲生于日本割占台湾后的第7个年头，那已是台湾人民对日本统治进行刚性反抗的后期。1919年后，日本对台改采怀柔同化政策，林献堂等人倡导“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正在厦门的张我军，曾写七律《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一诗予以支持。但这个要求日本给予台湾议会民主、进而实现自治的运动，历经13年15次请愿，以失败告终。张我军又把台湾回归祖国的希望寄托于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他称颂孙中山为“弱小民族之父”（《台湾民报》“随感录”）；他大声疾呼：“中国同胞们！要坚持这位已不在了的导师的遗训：革命还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孙中山先生悼词》）父亲告诉我：他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国民党，后由于失望而退党。上世纪30年代前半期，父亲在京生活稳定，但华北局势在日军挑衅威胁下日趋紧张。学生雷嗣尚时任北平市社会局长，邀请他以“社会局秘书”名义，协助市长秦德纯办理对日交涉事宜。他出于在危难之际的报国之心，放弃优裕生活，不计个人名利，接受建议。1937年6月华北军事形势恶化，二十九军仓促撤出平津，父亲因是台湾人致被遗弃，对此十分不满（见洪炎秋《怀才不遇的张我军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十分流行。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曾翻译出版过日本社会主义政论家和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书籍和文章，还曾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文章作为学生的日文教材。他交结的各种各样友人中，也有一批左倾思想朋友，如李达、宋裴如、苏子蘅等，大学时的同学和众多学生中也有中共地下党员。父亲一生未有反共文章和反共言论发表。他对我购买、阅读和保存左倾书报，与进步同学来往，编写油印刊物宣传抗日等活动，也从未过问干预。

1945年6月底，我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返京后，同父亲单独密谈离家后的见闻，父亲对我介绍根据地的情形表现非常平静，似不觉惊奇，也未提出任何问题。当我转达邀请他到根据地参观时，他立即同意。这颇出乎我的意料，因日降前沦陷区形势险恶，以父亲的身份和身体状况能否顺利穿越日军封锁线，实在令人担心，而父亲好像对这些并不在乎。

我按照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报考伪绥靖军军官学校。那是培养日本“皇军”附庸军军官的地方，实行封闭管理和法西斯训练，生活艰苦。只有父亲知道我是从事抗日活动，他几次从北京骑车到昌平县清河镇的军校来看望我，但从未劝我离开。他这样做，是对我从事抗日活动的鼓励和支持，使我非常感动。

父亲参观抗日根据地尚未成行，日本就无条件投降，八路军进抵北京城郊。当年11月，父亲被带领到妙峰山下的南安鹤村中共北平市委所在地，他的学生甄华时任晋察冀军区派驻代表，还有位负责人是王乃田部长，王乃田曾于上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读书，但未听过他讲课。甄、王两人同父亲畅谈时局，介绍中共有关政策，希望父亲留在北平为人民做些事情，父亲表示同意。也提到回台湾的问题，甄、王说由父亲自己决定。父亲除亲眼看到八路军高级干部的作风和言谈举止，还应看到八路军驻地军民一致、官兵平等、纪律严明和艰苦生活等实际情况。虽然非常劳累，但父亲兴致甚高。但几天后，国民党军队攻占南口，中共北平市委撤离平郊，双方联系中断，父亲就独自南下谋生去了。

1946年母亲携弟弟返台，我想，父亲听说我留在大陆，他就放心了。此后，不过3年时间，父亲在白色恐怖中听到的春雷，不正是全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佳音吗？

愁眉苦脸的青春时代

当《春雷》写到“一年一度的大好春光，竟遭云锁雨打”时，作者笔锋一转：“这又使我想起了自己的一生——我便是为了环境的关系，在愁眉苦脸中匆匆度过了一人只有一度的青春时代的！”这里所写的“青春时代”，当然不是指生理上的“青春期”，而是泛指人生最具活力的青壮年时代。

纵观父亲在青壮年愁眉苦脸度过的，应当就是北京沦陷的8年。那时，他不仅要超负荷地用教书卖文这惟一的看家本领，在物价飞涨中，养活全家三代7口人；而且要绞尽脑汁，应对日伪当局逼迫他充当汉奸的政治压力。

当时的日本台湾总督府警察厅、华北日本驻屯军特务机关和北京日本使馆，都掌握有张我军在台湾、上海、北京参加反日民众团体和集会、撰写反对日本殖民主义和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的译文、译书和文章，以及协助进行对日交涉等资料，知道张我军是深具中华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台湾人，又是华北一带的知名之士。先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管翼贤出面，劝父亲就任伪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管某抗战前是北平《实报》社社长，又与父亲略有师生之谊。但他的游说被父亲一口回绝。于是父亲的老师周作人登场了，但父亲对此有所防范，他借着曾请周作人为他介绍翻译日本名著这件事，在发表的文章中说：“我所求的是周老师，而不是周督办（按：周当时充当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而老人也似乎深知我不是找他要官做的”。结果还是在周老师“力劝”之下，作为“代表”，参加了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关于他参加大会的动机，有着各种看法和解说，如“借机到日本游览，以帮助教学”说；“会见心仪已久的日本名作家”说；“站在台湾的立场，无可厚非”说；“艰难处境，确有不由自主”说等。但下面一件事，对了解张我军当时内心世界极其重要。

1942年11月1日参加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到达东京后，次日上午被带到日皇明治神宫“参拜”。据日本代表严谷大四的记载说：“一行人当中，只有张我军一人扭过脸去，不向皇宫鞠躬哈腰，给我的印象很深。此人日本话讲得非常漂亮，也曾担任过翻译，但像是个相当不好对付的人”（载于1958年9月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的《非常时期日本文坛史》）。张我军对天皇的藐视和不敬，无论是当场公开或事后被密报日方，都会使他大祸临头。他事先不会没想到这一后果，而他必定是认为：这样做才能信守他所坚持的民族立场。

关于他在参加两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未按日方旨意行事的表现，已见诸于一些文章和著作。然而无论如何，参加会议一事的确给张我军带来了议论、麻烦和损伤。我觉得，《春雷》里对“为了环境的关系”，“在愁眉苦脸中”匆匆度过青春时代的感叹，也许就是父亲对这段历史及其后果，所表示的委屈、无奈和反思吧。

《春雷》一文结束时，张我军“解脱自霪雨的苦闷而重见天日”、“相信明天是可以一亲久别了的阳光”的心愿，依然遥遥无期。4年后，台湾新文学运动闯将、日文日语教授、诗人和翻译家张我军，在胸中的苦闷无处倾诉也无人聆听的境遇下，在白色恐怖阴魂不散的家乡土地上，怀着对“晴天”的渴望，饮恨西去了。

物转星移，张我军并未被人遗忘。1985年北京集会纪念他逝世30周年；1995年，我、光直和表姐林海音参加了台北“中央研究院”举办的“张我军学术研讨会”，纪念他逝世40周年。现在，台海两岸已迈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新时期，父亲长眠家乡地下之灵有知，必定会含笑九泉，瞑目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