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女性主义诗歌创作中,阿毛是独特的。许多评论者已经注意到了阿毛的独特,比如她对题材的选择、对细节的关注、对意象的创造、对语言的锤炼等等,但我以为阿毛的独特在于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是独特的。她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对女性的性别、爱情、婚姻都表达出一种鲜明的怀疑、质疑,甚至批判。
早期的女性主义诗歌以舒婷的《致橡树》为代表,“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即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意识形态视角出发,表达女性主义话语。这些诗歌在新时期担当着启蒙话语的使命。中期女性主义诗歌创作比较纷繁,这些作品中大都没有鲜明的女性主体,而是把女性置于广阔的社会进程和当代生活中,从咖啡馆、歌厅的休闲生活到步行街、专卖店的时尚生活,到不断变化、急迫匆忙、单调混乱的职业生涯等等。这些诗歌构建了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的女性轮廓,这是改革和发展中的女性主义诗歌。
阿毛的诗歌与这两类女性主义诗歌不同,她诗歌中的女性既不是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女性,也不是完全的当代都市或改革进程中的女性,而是在历史和社会进步中思考的女性,所以她的诗歌大多远离火热的现实,而从性别、爱情、婚姻出发,阐发对女性从生命到命运的质疑和批判。这一怀疑、质疑由一个递进的过程组成。最初的质疑是对生命有机体意义上的男女分别的质疑。诗人期望人生来就没有性别的区分,因为女人的悲剧根源在于一开始的自然生命意义上的男女区分,“这自发的游戏成为公开的暗示/从此,我们生活在由性别派生的多种身份中”,因此,诗人希望回到童年,回到没有男女性别区分的天真无邪的时代,回到性别的“圆”中,“如果我迟钝,你也白痴/那么我们的老年就会成为童年/两个性别就会成为一个”(《性别的圆》)。诗人之所以对男女最初的性别之分充满怀疑,是因为这一区分之后,女性就走上了多种身份的社会角色和不稳定的悲剧性的生命历史,由此诗人开始对女性社会身份的怀疑,“仅止一个女儿身,却过着多种身份的生活”,因此,她希望女性“不是情人,不是妻子/不是母亲,甚至不是女儿”(《女人辞典》)。女性的社会身份是复杂的,其一是作为女人生儿育女,作为妻子承担义务,也作为女性,面对男性世界,但对这一切诗人基本是怀疑的,比如在诗人笔下,爱是不可靠的,“如此醉心地爱一首诗/比爱一个人更可靠/更幸运”(《爱》),这不仅仅是对爱的态度,也表明了在爱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诗歌或者文字。她的爱是诗,也是“词”,“相爱,结婚/又生成了成堆的词……你只需要一个词,和它全部的能量/那就是——爱”(《词》)。同时,在诗人笔下婚姻不仅是脆弱的,“多么脆弱的爱人,通过性生活/流汗,治愈感冒和孤独”(《夏娃》),而且认为男女的性别之分一开始就暗藏着杀机,是“世界还是太无聊,太贪婪/至少使更多的人,生而为敌”(《夏娃》)。诗人在《女人辞典》中,从生命的花朵和种子开始,叙述了女人从萌芽、性别觉醒、女性的社会生活到人生晚年这一时间和历史过程,这是一次对诗人的女性主义视角的完整表达,是对诗人生命出发的女性命运质疑的概括。相比起诗人的其他诗作,这首诗的视野更加开阔,少了一些宿命的情绪,多了一些更加积极和深沉的意义。
总之,阿毛从男女性别的质疑、女性社会身份质疑、爱情婚姻的质疑三个阶段,完成了自我的女性主义诗歌建构。这是一个质疑和怀疑的世界,我以为也是一个逃避和消极的世界,是怀疑之后寻找出路的迷茫。“永不醒来”不是誓言,而是一种无奈和与世俗决绝了断的姿态,“居住在文字里”也不仅仅是口号,而是诗人的一种状态,至少是理想中的状态。比如如果你不能选择做痴人或者疯人,那么你就醒着做梦,“继续睡吧,睡在文字里/睡在诗里,睡在预言里” (《永不醒来》),这样才会忘记疼痛或者灵魂。当然,诗人的这一念想只能是幻想,因为在她“居住在文字里”时,她也并不清静,“而我在纸里/而谁在纸做的书里”(《居住在文字里》),不管是“睡”在纸做的书里,还是“睡”在梦里,至少说明“文字”世界和梦的世界,并不安宁。这是逃遁途中不可能避免的矛盾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