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峰所著的《山陕商人与梆子戏考论》是作者多年前完成的《山陕商人与梆子戏》的修订版。在修订版后记中作者写到，十几年前梆子戏与晋商关系的研究很少有人涉猎，现在这个课题已为热点，研究梆子戏和晋商的资料也丰富了不少，因此早有修订该书的愿望。如今该书顺利出版，理当向作者表示祝贺。然而，这本书的再版不仅完成了作者的心愿，也是广大读者的一件幸事。该书的出版年代较早，现在市面上几乎找不到。因此，能够重新读到这本书，对于广大的戏曲爱好者以及从事戏曲研究的读者来说都是令人激动的好消息。

当年《山陕商人与梆子戏》一经出版，就引起了戏曲界的广泛关注。戏剧理论家张庚在序言中写到，“把梆子戏的历史和山陕商人联系起来这个研究很重要，这种联系搞清楚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梆子产生于山陕，发达于山陕？梆子腔为什么在乾嘉以来短短几十年就流行于北方以至于逐渐达到全国？又为什么自清末民初以来在京津等大城市衰落的这样快？等等。不仅如此，这本专著还从剧目研究中得出了梆子戏反映商人生活的剧目很多，又从史实研究中抓搜出梆子反映商人的美学观点，直至商人亲自下手从艺术上改造梆子的事实。”郭士星发表在《戏友》上的《以史为鉴，振兴戏曲》一文对该书做了更为详尽的评论。他说这是一部专门研究山陕商人与梆子戏的关系并从中探索戏曲发展规律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专著，并归纳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论题新颖、见解精到。梆子戏在明清两代风行于山陕两省乃至全国的重要原因就是有山陕商人在经济上做坚强后盾，有些商人自组乐班，甚至弃商下海成为驰名的艺术家；同时梆子戏的繁荣也为山陕商人开拓了商路和业务。山陕商人与梆子戏的这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是十分值得研究的。作者从经济关系、思想意识与审美情趣、梆子声腔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我们清楚的看到山陕商人对梆子戏艺术的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第二，广收博采、资料详实。作者在书中引用大量史料，详细介绍了山陕商人的兴衰和经营情况，并对明清两代分布全国的商帮会馆戏楼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这些史料来自正史、文人学士的散记或碑碣，以及明清两代的省志、州志、府志、县志等等，这些史料都是作者多年钩沉辑佚、广收博采的成果。第三，寻找规律、服务现实。作者虽然是在研究梆子戏与山陕商人的关系，但并没有停留在史料的研究上，而是观照当下使本书具有很强的以古鉴今的意义。作者认为艺术创作，特别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没有一定的经济和物质保障，仅仅依靠艺术家自身的投入和再生产，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难以繁荣和发展的，这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艺术团体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篇文章后来经郭士星的同意，用作了修订版的序言。

这两篇序言都充分说明该著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其后的十多年里，该书仍源源不断的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刘祯与张静共同撰写的《20世纪后半叶戏曲研究述略》一文，在谈及新世纪戏曲研究的主要著作中提及该书。由山西省《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晋商史料全览》一书在谈到“晋商研究出现多学科考察的趋势，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晋商成为晋商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并已取得一批初步的成果”时也提及该书。梁枫的《晋剧与晋商的亲缘关系》一文中谈及“晋商扶持晋剧发展”时，也使用了该书中的相关资料。在戏曲史论、戏曲声腔的研究方面，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研究梆子戏的成果多参考该书，同时还有许多涉及戏曲民俗、戏曲文化方面的论文也引用该书作为参考文献。不仅如此，还有许多涉及晋商内容的经济、金融方面的论文也在使用该书中的相关资料。可以说《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是一本贯通戏曲史论、戏曲声腔、戏曲文化、民俗学以及晋商经济金融方面的大合集。

在该书的修订版里，由于种种原因作者并没有对书中的内容进行较大规模的修改，只是增加了几处戏楼会馆的资料，但在书后附上了近些年来研究梆子戏与晋商的三篇论文。这三篇论文继承了该书一贯“广收博采、资料详实”的特点，通过大量的资料，论述了三个与山陕商人、梆子戏关系密切的问题，内容涉及版本研究、文化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等三个方面。不仅如此，这三篇论文还与该书前四章的某些问题相呼应，并对一些未提及的问题进行了补充。附录一：《梆子戏刻本研究》是对第二章《梆子戏源流发展考》的有利补充。作者通过对刻本与艺人代代相传的抄本和口述本进行比较，发现刻本更忠于原貌，而艺人代代相传的抄本和口述本，则因艺人个人水平的高低及口传心授的过程难免出现错误。此外，刻本还将梆子戏的发展轨迹展现出来，便于研究人员对各剧种的发展轨迹进行深入研究。与此同时，刻本还为研究清代梆子戏的舞台艺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并通过“科介”了解梆子戏在表演上的一些特点。附录三：《徽商与西商之比较及对戏曲的贡献》则是对第四章《商贾观剧场所——会馆戏楼考》的有力补充。在会馆戏楼考中，作者着重列举了各地的山陕会馆戏楼，归纳总结出会馆戏楼的建筑特色、舞台设施及其功能，强调了“商路即戏路”的观点。附录三着重论述了徽商与西商这两大商帮对戏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徽商通过商路将外来的海盐腔、弋阳腔和昆腔传到徽州，西商则通过商路将梆子戏传播到全国各地，再次体现了“商路即戏路”的思想。由此可见，这三篇论文尽管数量不多，但每一篇都是作者精心挑选，与前四章相互呼应，丰富了该书的内容，也拓展了读者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