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辉业,194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掌握多种外语。1961年回国,80年代初开始业余时间翻译荷兰文学作品。1985年翻译荷兰文学名著《马格斯·哈弗拉尔》,该书为我国首部直接从荷文翻译成中文的荷兰文学作品。至今已翻译重要的荷兰文学作品近30部。
荷兰作为主宾国,在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为中国读者奉上了一场全面多元的文化展示,特别是荷兰文学方面的展示和中荷作家的对话令人印象深刻。日前,记者就荷兰文学翻译及小语种翻译等相关话题,采访了我国知名荷兰语译者施辉业先生。
记者:在中国的外国文学图书市场上,为大众所熟知的荷兰作家和作品似乎并不多,这种现象是否与荷兰本身的文学状况和我国荷兰语翻译方面都有关系?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我国荷兰文学翻译的历史和现状。
施辉业: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摇篮,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成为世界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其帝国现在没落了,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这一切都在其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
16世纪中期的《荷兰独立宣言》是后来美国独立宣言的榜样。当时,许多文学或半文学作品,包括爱拉斯谟、斯宾诺莎、笛卡尔、克劳修斯、冯德尔、惠更斯等的作品,不仅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创建和发展做了思想准备,还记录了那个时代荷兰人的思想和生活变化,对于当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世纪中期发表的批判殖民主义制度的《马格斯·哈弗拉尔》是荷兰文学的里程碑,也是当时世界上影响最大的3本书之一。它至今仍然被认为是荷兰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此外,《马格斯·哈弗拉尔》是用“白话文”写的,它启动了荷兰的语言改革。
20世纪的荷兰文学一直很活跃,但真正的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最著名的书当然是犹太姑娘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共产党作家图恩·德弗里斯的《红发姑娘》、穆利斯的《暗杀》等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忙碌的蜜蜂出版社”,它的前身是一个只有两三个人的小地下抗德出版社,现在已发展成为荷兰的主要出版社之一。它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配图诗歌《十八个死者》,是为纪念在“二月大罢工”中牺牲的18位烈士和谴责德国法西斯而创作的。
二战后的荷兰不乏关于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内心世界等问题的文学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表现进步或左倾的倾向,有的对欧洲的前途深感悲观,也试图从各个方面寻求出路。除此之外,荷兰的非虚构作品非常丰富,质量比较高,一般写得通俗易懂,常有一些独特的观点和主张。其中包括政治类、社会科学类、道德伦理类、自然科学类、科普类等作品。荷兰当然还有非常多既富有想象力又富于深刻教育意义的儿童文学作品,还有连环画作品、图画小说、散文、小品、剧本等等。在“消遣性”和“娱乐性”作品中,有大量的“医生小说”(类似琼瑶小说的作品,因为小说里的女孩子都追求医生而得名)、游记、传记、侦探小说等。其中汉学家、外交官、作家高罗佩创作的《大唐狄公案》十分著名。应该说,荷兰的文学作品极其丰富,质量也很高,不仅有很高的知识含量,而且很多也具有文学之美。
但是,荷兰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远远比不上英、法、德、美、俄等国的文学。从来没有荷兰文学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事实。原因是荷兰文化和荷兰语的影响有限;荷兰小说讲述的问题往往“很荷兰”,很难吸引外国读者的兴趣;荷兰并没有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持有独特哲学或思想的作家;荷兰是典型的重商主义国家,以前不重视自己文化在国外的宣传和传播等。
荷兰与中国的直接交往有400多年了,但双方的文学交流是很晚才启动的。荷兰人较早开始研究和翻译中国的一些作品,而中国人研究和翻译荷兰作品是20世纪的事情。据说,鲁迅和茅盾曾经转译过荷兰的短篇作品。上世纪80年代中期《马格斯·哈弗拉尔》的翻译是个起点。但在90年代中期这项工作停滞了。原因是从那时起,中国出版社必须考虑花钱买版权和图书利润了,而荷兰书很难带来利润。当然还有政治和文化因素,例如两国政府都不过问,文化差距也很大,我国长期不培养荷文翻译。
荷兰倒是注意了上述问题。为了促进荷兰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和销售,荷兰成立了荷兰文学创作和翻译基金会。该基金会主要是在欧洲范围内活动。资金来自政府、企业和欧盟。几经努力,打开了局面,荷兰作家和作品在欧洲其他国家很受欢迎。有的作家在外国比在荷兰本土还出名和受欢迎。
2005年,中国的崛起引起了荷兰的注意,基金会决定加强与中国的联系。通过参加北京书展,广泛联系出版社和翻译家,中国出版社已购置了数百本荷兰书籍的版权,翻译了约100本书(当然,与每年翻译300本荷兰书的德国相比还差得很远),绝大多数书是从英文或其他语种转译的。我自己目前已经翻译了基金会提供的30本书。荷兰今年担任北京图博会主宾国后,这个事业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动,但大的进步还需要假以时日。
记者:您一直从事荷兰语译介工作,翻译过社科、文学、文化类的不同作品,比如儿童文学图书《乙乙和丫丫》、传记作品《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等,翻译工作是一项比较清苦的工作,需要译者的细心、耐心和恒心,您为什么选择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做翻译都有哪些感触可以和我们分享?
施辉业:我是在几代侨居国外的华侨家庭出生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用外语读的,1961年19岁回国时才开始使用中文,后来懂得中文是在上大学和工作时自学的,水平一直很低。所以我翻译荷兰书籍首先是为了提高中文。其次,我想通过翻译有价值的荷兰书籍丰富我对荷兰社会乃至西方社会的认识,提高研究工作水平。再者,我想以高质量的翻译作品对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作点贡献。实践证明我的想法很有效,荷兰政府和文化界非常肯定我的努力,中国出版界、媒体和广大读者的反应也很积极。做翻译工作还有其他的收获,例如培养毅力品德,结交很多新朋友,也是很大的享受。
记者:您觉得文学、文化翻译和其他类型的图书翻译有哪些不同,或者说,两种文学、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翻译有哪些独特的魅力?
施辉业:文学、文化翻译注重的是文字上的美。译者必须有很高的中文修养。在这点上我很欠缺,所以想在翻译中虚心向编辑和读者学习来提高水平。非虚构作品(科学、科普、技术、游记等方面)的翻译往往是以知识含量高为主要特点,注重的是准确性。如果译者知识面较窄,翻译这类书籍就很困难,而且会出错和出洋相。当然,前者的稿酬常常大大低于后者。
记者:在您看来,对于文学翻译工作者而言,哪些素质是必须具备的?
施辉业:首先是要具有选择题材的素质。要多出对国家文化发展有益和对我国读者的文化素质提高有益的产品。
其次是业务水平要好。这包括外语(最好是几种外语)、中文、对外国和中国社会的认知和理解,都要有一定水平。翻译是不断学习的过程。不要认为自己外语较好,就是个好翻译,因为没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还是出不了高质量的译品。
第三是要胆大心细,但也要谦虚谨慎。要敢于翻译,但要随时准备接受意见和修改作品。对文学作品美与不美的评判是有主观性的,要经常听读者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另外还要诚实,要对作者、对读者负责,不懂就是不懂,千万不能不懂装懂。所有的译文都必须经得起推敲。
第四是要有毅力,要敢于克服困难。不认识的外语词或者一时想不出来的中译文,要反复深入查阅,甚至向专家和他人询问。有时要为了一两个词辛苦几天!
记者:我了解到,除了荷兰语之外,您还精通英语、德语等语言,您是如何看待转译的?比如有很多作品都不是直接从原文翻译的,而是通过英译本、德译本等,这样转译成中文,会对中国读者接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施辉业:荷兰书籍很多都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等语言,翻译质量一般比较好。但是,因为英国、德国、法国等毕竟与荷兰还是有许多差别的,译本一般也会有一些东西与原著是不一样的。读者肯定希望看到根据原著翻译的作品。所以我认为,翻译荷兰书籍,应该尽可能翻译荷兰文原著,但可以参考其他语言的译本。这也是我常用的方法(正因此我知道转译是会出错的)。但是,因为外国没有几个能够翻译荷兰书籍的人,出版社选择转译的方式,也是可以接受的。
记者:目前,很多小语种专业都面临着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特别是翻译人才,有人认为这会影响我们与小语种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有人认为世界一体化,我们可以通过通用语言比如英语等来沟通和相互了解,您怎么看待小语种翻译人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有何建议?
施辉业:如何才能让外国文学的翻译事业繁荣起来?如何不断丰富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我觉得问题很复杂。首先是出版社面临很多新问题。如何调动它们的积极性?出荷兰书籍不能赚钱,我们不能强迫出版社出。荷兰文学基金会做的事情够吗?起作用吗?很有限!至于译者队伍的组织和培养问题,其实近几年来大学培养了大量的荷兰文人才,但质量如何呢?培养一批合格的翻译是很大的工程。谁来抓?还有读者的组织和培养问题。大众不如以前爱看书,而更爱看电视看电脑。我们如何让读者喜欢荷兰文学?这也需要做很多工作。当然,关心荷兰文化和文学的人也会慢慢多起来,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工作。目前做这种工作的人还太少太少。如果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觉得要抓以上几方面的工作,政府、学校、研究机构、媒体、社会团体、文化机构、书店、出版社等都可以动员起来。
另外我觉得,世界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将用一种文化取代各国文化。虽然英文的地位越来越高,但不会完全取代各国的语言。相反,大家越来越重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生活的多样性和文学的丰富性。我国应该而且也会重视小语种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