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阿Q正传》，谁都会说“精神胜利法”。

不过在我，倒是看重“不准革命”那一章。

阿Q这个人物，其精神构造的特征在于“精神胜利法”。这一点，鲁迅自己在作品中写得很明白，读过作品的人也都知道。而将其同中国国民性联系在一起的，诚如大家所知，是沈雁冰，也就是后来的茅盾。

“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通信》，《小说月报》l3-2，1922.2.10）。不久，他又将其进一步扩大为“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读〈呐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10.8）。总之，他从中抽取“精神胜利法”是明白无误的。

在这一延长线上，例如在日中战争中有人做了如下阐述：

“这样，我们就要看清你阿Q之为人，然后我们各人——我们民族中的每一个分子，都把自己检验一下，看还带有你阿Q灵魂原子没有。假如我身上还有你那种倒楣的灵魂原子，那么我这个民族的一员，就会跟我们整个民族队伍在历史大路上进展的步调不一致，多多少少总会使我们民族在进展中受到拖累，甚至或是受阻碍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勇于正视我们自己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一定要洗涤我们的灵魂。”（张天翼《论〈阿Q正传〉》，《文艺阵地》6-1，1941.6.10）

这诚然是正论，别的什么都没说。倘照此而言，那么也就只能是凝视自己精神中的“倒楣的灵魂原子”，尽力将其“洗涤”。

就这样，阿Q在中国的评价也就大抵处在一个排斥“精神胜利法”的方向上。

那么日本情形怎样呢？具有强烈自虐倾向的日本知识分子，看上去也主要是急着凝视自我当中的“精神胜利法”，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对其加以弹劾。竹内好开了这个头，他写道：

“阿Q是过去的同时也是未来。也就是说，是普遍的。他是代表人间恶德的一般者，作为这样一个一般者而使万人共感于心。普遍者由个别者产生出来。阿Q作为一个可憎者由鲁迅在鲁迅当中提取出来。为对这一可憎者加以打击，鲁迅把他从自己当中提取出来。但阿Q被嘲笑，被殴打时，疼痛的是鲁迅的肉体。”“阿Q是‘我’。可耻的我。作为可耻的我，他为万人所爱”。（《鲁迅》，世界评论社，1948年）

竹内好认为鲁迅的文学产生于“赎罪”，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他的鲁迅心像。其背后重合着竹内好自身的精神挫折：他对业已失败了的战前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无法引以为同调，并在某种意义上从中脱离出来。但不管怎样，凝视自身当中存在的阿Q并以此为推动去思考鲁迅，这种认识模式是由竹内好建立起来的，直到现在仍构成日本鲁迅研究整体的底流。

当然，我自己也是受这底流影响的一个，不可否认也把作为阿Q钥匙的“精神胜利法”拿来作为反省和批判的对象。不过有一点却一直令我感到不满，那就是很多人都只盯着“精神胜利法”，而作品的另一极却总是被轻视。

在小说《阿Q正传》里，与描绘“精神胜利法”的各章相并列，还有另一极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不准革命”的一章。阿Q走向没落，被逼无路便动了投奔“革命”的心思，却被假洋鬼子给赶了出去，结果是作为牺牲的羔羊，被一班把“革命”果实弄到手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给糊里糊涂地枪毙了。故事迎来“大团圆”。鲁迅描写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阿Q。那就是不会被任何时代任何权利放在眼里的受厄无告之民的样子。而且，不论在哪个时代，也不论经历了哪种革命，占绝大多数的也还都是这种受厄无告之民。我以为，对于这样的无告之民来说，“精神胜利法”不也是一种不借此便无法生存下去的“智慧”吗？

众所周知，鲁迅写过“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这样的话，还说过，“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倘把这些放在一块儿来想，那么从“不准革命”到“大团圆”这二章，不是应该被解读为是和描绘所谓“精神胜利法”的各章互为表里的吗？

（作者系佛教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