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一种极端特殊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人的生死、爱恨、抉择都会被推向极致。人生命运的长河在战争背景下无可避免地要经历波峰浪谷、暗涌急漩、惊涛拍岸。优秀的军旅题材作品，都会着意凸显在特定时代背景和军旅色彩中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当属于个体的命运和细节从或宏大或传奇或繁复或简约的叙事中渐渐浮现出来时，时代的风云、民族的性格才会真正地被携带与描绘出来。

一

如果梳理中国军旅题材影片，可以发现，抒写人物个体的命运在新时期和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中，有两个创作的高峰。新时期，受整体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探索人性的深层空间，发现与表达丰富的、多侧面的人生命运的内涵，在军旅题材电影中多有突破和亮点。像《一个和八个》《小花》《高山下的花环》《祁连山的回声》《马蹄声碎》《战争子午线》《晚钟》《远离战争的年代》《归心似箭》等。这些影片突破了“十七年”军旅题材影片人物命运的“单向度”模式，即三种经典模式：革命改变命运、引向光明的模式；经历革命斗争与战火历练，走向成熟的模式；革命或战斗传奇与多重考验后，迎接必然胜利的模式。所谓的“单向度”，即所有的枝蔓、支流都必将不可逆地指向预设的命运结局与终点，而人物的命运更多被置换为成长的仪式、传奇的经历，崭新天地、伟大时代的美好愿景。在这里，“共性”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命运”是“复数”的概念，即不单指某个个体的命运，而往往指向一个阶级、一个集体的前途与命运。因而新时期电影中，当那些充满不确定因素改变命运的动机和拐点，那些来自灵魂深处的对战争的反思，那些因战争造成的不可逃避的失败与命运的劫数被呈现出来时，属于主人公个体性的命运才获得了丰富多元的显现。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创作方针为军旅题材电影开拓了新的格局。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以来，军旅题材影片出现了两类鲜明的创作趋向。一类是“叙事”的流畅性与吸引大众的娱乐性得到加强，像《黄河绝恋》《冲天飞豹》《冲出亚马逊》《平原枪声》《绝境逢生》等，借鉴了爱情片、动作片、喜剧片的类型特质，将主旋律内涵与形式技巧巧妙地融合起来。而这些影片中人物的命运大多与类型化特质中人物的功能相对应，他们个性突出、形象鲜明，但缺乏艺术的深度感。第二类，是注重影片叙事切入的视角，将宏大历史事件通过个性化的感知与观察描述出来，着意彰显的是人物命运与个体化情感的抒写与表达。像《我的长征》《我的左手》《我的母亲赵一曼》，从片名就明确了一种个体化、小角度的叙述视角，这类影片还包括《走出硝烟的女神》《英雄无语》《血性山谷》《太行山上》《夜袭》《八月一日》《革命到底》《集结号》等。这类影片叙述视角聚焦到人物的个性与命运上，表现的是普通人平凡而真切的情怀，是历史进程和时代洪流中个体化的独特体验。因此，文本是以人带事，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和生动地凸显在事件之上。即使是波澜壮阔的史实和声名煊赫的英雄，也不再是远距离和高高在上的，而是赋予他们见情见性的人格“内趋力”，从而带动一切成为了可触摸的和有热度的。特别是像《集结号》这部有标志性意义的影片，将视觉冲击力和情感感染力恰到好处地融合起来，从谷子地的个人命运折射出战争极致化情境下关于生命、良知、抉择、坚韧、荣誉、信念等丰富的内涵与深沉的思考。可以说，这一类军旅题材影片明确的创作视角、努力挖掘个性化的艺术探索，使“战争影片只有宏大叙事”，“英雄形象永远高大全”的想当然的惯性审美认知可以画上休止符了。

二

艺术的真诚与感动往往来自于人物命运的交响。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艺术创作中人物命运感的抒写是老生常谈，但真正能做好这方面的“文章”并不容易。军旅背景下人物的命运更饱含沧桑感、历史感，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沉浮、悲欢离合，更多出几分事事难料、生生死死，折射出的是大时代潮流对微小个体命运的裹挟。只有透过人物的命运，才能见出性格的层次感、血肉的现实感，传奇的经历只有融入深刻的命运，才能呈现多层次的深广的审美意蕴，曲折的戏剧性才能铺垫出人性的光辉与醇厚的人生况味。

我们注意到，受整体社会文化语境、受众审美趋向以及电影产业化进程的影响，近些年来深入塑造人物形象，深入人物的心灵世界，以平凡视角合情合理地刻画人物特别是普通人的心理感受，越来越成为军旅题材电影创作的共识。近年来创作的几部军旅题材影片，像《沂蒙六姐妹》《喋血孤城》《歼十出击》《惊沙》《飞天》《岁岁清明》等，在人物命运的刻画上都呈现出鲜明突出的艺术质感和独具匠心的意味。这几部影片选择的题材视角都很新颖，这样就将人物的命运放置在艺术的“陌生化”、环境的非常态化、情境的极端化之中，时势造就英雄、性格决定命运，这也就为人物性格个性与心灵感怀的展现开辟出一方崭新的天地。《喋血孤城》描绘的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将领余程万率领虎贲将士死守常德、血战到底的故事；《惊沙》展现了秦基伟所率的一支西路军与马家军的惨烈交锋，碧血黄沙，寡不敌众，绝地突围，英雄本色；《歼十出击》聚焦现代化新型空军军事人才的使命与责任；《飞天》描写了宇航员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岁岁清明》通过少女的视角，彰显的却是“杭铁头”的男儿气概；《沂蒙六姐妹》通过沂蒙老区平凡女性的牺牲与付出，表达出战争情境下女性特有的坚韧的力量、宽广的心灵和细腻的情感体悟。

设置悲剧情境，塑造悲情形象，是许多影片凸显人物命运感的重要艺术表现。某种程度上和一段时期内，中国军旅题材影片更多表达的是胜利，赞颂的是豪情。那种惊天地泣鬼神、乐观主义的气概和英勇无畏、重于泰山的牺牲，是被反复渲染的。英雄人物的命运一步步都踩在“必然性”的节点上，属于军旅背景的真切的生命凝视和战场状态下真实存在的命运的偶然与悲凉，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表达。上述这些影片在叙述上能够正视史实，正视绝境中人物本真的心理，主动选择和表现那些艰难曲折的、隐晦的、苦涩的、失败的内容，并于其中努力探索和发掘现实中的本质矛盾、生命的潜能，展现心路的历程，展开诗意的升华。《喋血孤城》和《惊沙》都表现出了面对史实的勇气，叙述用客观的立场和冷峻的视角观照全局，当无可挽回的形势将凶险的绝境推至主人公面前时，当个人的英勇、智慧成为微小的力量无法力挽狂澜时，主人公在一次次命运拐点上的表现，往往充满浓烈的悲情色彩。余程万选择了隐忍和牺牲，面对军事布局和战役的结果，他有不得不面对的苦衷，但他保持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男儿血性；秦基伟则在妹妹将被马家军俘虏的时候，为其不受侮辱，在妹妹大声恳求式的呼唤中，不得不亲手开枪结束她高贵的生命。在复杂的军事斗争环境中，显然，可歌可泣的不仅仅是胜利的冲锋和英勇的牺牲，那些生命的礼赞和人性的深度，那些崇高与悲壮，也可以从暗藏的逼势、执著的性情和情感的极限中，迸发出撼人心魄的力量。影片《岁岁清明》的叙事在不动声色中仿佛徐徐缓缓地展开一段绿茶般含蓄清纯的恋情，主人公尹逸白外表斯文柔弱，但他却以强大的内心迫使自己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以及他人的误解，并最终实施了引诱日本兵上茶园并送他们“上西天”的计划。水至柔至刚，上善若水。这个外柔内刚的人物形象正是“杭铁头”的代言与象征。同样是鲜明的悲情形象，在《飞天》中，优秀航天员张天聪在20年的美好时光中，一次又一次与太空梦失之交臂，只能成为他人的备份。别人劝他“信命”、“认命”，但他却“知命”，当青春流逝，希望越来越渺茫时，张天聪依然选择了执著的坚守。性格决定命运，命运也见证性格。逆境将命运引向坎坷，执著将命运引向抗争。可以说，影片《飞天》的动人之处绝非仅仅是神秘浩渺的太空特技图景，也不仅仅是揭秘航天员的训练场景，而在于这样一位默默坚守，一次次面对失落、一次次在执著中闪耀璀璨生命之光的英雄形象所展现的鲜明性格与悲情意蕴。军旅背景下的悲情不仅对应于战场上的战士，更对应着广大的后方百姓。对生命守望的体验、与命运对话的感悟，尤其在女性身上获得鲜明体现。《沂蒙六姐妹》中，新媳妇月芬是和大公鸡拜堂成亲的，因为她的丈夫正在孟良崮战役的前线，月芬从未见过丈夫的面，她满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但无情的战争打破了美好的想象，丈夫在前线牺牲了，她刚刚新婚就变为新寡，她作为女性的命运被推向了一种残忍的极致。尽管不是直接在战场上面对敌人和牺牲，但月芬以及她的婆婆、她的嫂子等女性，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沂蒙老区支前妇女的象征和代言，她们都付出了女性最可宝贵的亲人和青春。她们性格的坚强、人格的高贵，正是通过那些层层叠叠的命运的苦难中默默忍受、无言奉献所体现的。因此，她们的质朴良知，种种鲜明的性格个性，女性的心理情态，细腻的内心活动，由于这种悲情的生命底色而愈加鲜明和突出，而对战争的反思，也从她们的悲情命运中自然而然地传达出来。

抒写悲情，那些逆境中的执著与坚韧使人物形象更有深度，而真切表述个体面对命运的无力感，则使人物形象更有分量。在主人公们的从容淡定中，实际上正包含着悲情的特质，体现出面对命运之劫时的凛然。当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命运的轨迹陡然发生变化的时候，在逆境中坚守信念，忍辱负重，不向命运妥协或义无反顾地走向预知的悲剧结局，给予人物动人心弦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不回避悲情，主动设置悲情，在悲情人物和悲剧情境中探求人性的内在能量，吟唱一曲悲怆悠婉的生命之歌，这是近年来军旅题材影片不约而同地通过人物的命运感来深入刻画人情人性的共同艺术探求。

三

设置悲剧情境实际上在新时期军旅题材影片中多有涉及。像《祁连山的回声》《马蹄声碎》《战争子午线》等，开始深入触及与表现战争本真状态以及悲剧情境下人物的心理与情态。近年来的军旅题材影片更注重表现在逆境、绝境中人物的抉择所带来的命运变化。命运的转折往往伴随着重要的抉择，抉择是军旅题材的经典叙事元素。这样的抉择往往是生死抉择，是关涉到个人命运、前途的重要拐点。《飞天》中的张天聪在一次次落选后，面临是否坚持做航天员的抉择；《喋血孤城》中的余程万面临是否要坚守孤城的抉择；《歼十出击》的岳天龙在飞机出现故障时，面临是跳伞保全性命还是坚持驾机返回的抉择……在这些人生道路、心路历程的重要交叉点上，寻找、发现、设计新颖的场景与细节，正是丰满人物形象、勾勒人物命运轨迹的重要手段。

《沂蒙六姐妹》中，当回娘家借粮的月芬知道自己未曾谋面的丈夫行军过路回家，正等自己时，她连忙向家里赶去，路长情更长。但回家后发现丈夫已归队离去了。面对空房和枕头上新躺过的印记，她失声痛哭。这是他们惟一一次见面的机会，却因双方都为着“国事”而把“家事”亲情错失了，这将是终生的遗憾。这一情节设计很感人，紧贴女性特有的情感体验，特别是枕上的印记所唤起的女性的委屈与辛酸令人动容。伟大的沂蒙女性在默默奉献、对革命巨大支持的同时，又承担着多少命运的苦涩与不公。

再比如《喋血孤城》中，余程万在突围前有一系列平静的表现：给妻子留书，从容整装。特写镜头下是平静的手、剃须刀、军装、勋章，静物般的画面实际上正传达出画外人物视死如归、坦坦荡荡的胸怀，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一激战前夕肃穆氛围下的安静场景和精致细节，用对比的效果传达出人物壮怀激烈、慷慨悲歌的浩然之气。而《岁岁清明》中的尹逸白在被日本兵绞死前的一刹那，他的目光与躲在茶园中满怀悲伤、终于明白了真相的阿敏的目光相遇了，尹逸白平静而从容地绽出了一个微笑，这个无言的微笑包含了释然、坦荡与对自己抉择的命运归宿的满足与安然。

显而易见，上述这样的场景与细节是“接地气”的，有着真切的温度和生动的呼吸感，充满人性的温情与个体化的体察感悟，为人物传递出细腻的心理与情怀。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画龙点睛的细节，才使影片人物形象饱满，具有了命运的独特性、层次感，也为受众带来了情感的共鸣和深层的思考。

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要通过人物的命运传递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中国军旅题材电影在这一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探索。与新时期军旅题材影片多在探索风格和奇崛叙事中刻画人物的命运不同，近年来这些影片更注重立足本民族审美特征和东方人伦意境，选择新颖的切入视角，恰当营造影像视觉冲击，在平实圆融的叙述风格与叙述节奏中，与受众建立审美的契合，与主旋律基调保持内涵的共通，与艺术探索的维度保持敏锐的感应——这是近年来军旅题材电影的新质。但是应该承认，和世界优秀军旅题材影片对人物命运的刻画相比，我们的创作还有差距，如何深入挖掘个体命运与军旅背景的关联，如何使人物命运与个性充满民族审美意蕴，如何汲取国外优秀军旅题材影片的优长，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更深切地表现现实矛盾与人物命运的激烈冲撞，如何展现军旅文化的独特价值和人文内涵——中国军旅题材影片还应有更多可以探索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