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有志又回来了！”这是我看到长篇小说《七个人的偶遇》（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后的第一反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儿童文学界，“夏有志”是一个响亮的名字。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夏有志”消失了。这位已经73岁的儿童文学作家有着太多太多的故事。回归文学的夏有志，有什么话想说呢？

孙玉虎：在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之前，您都做了哪些准备？

夏有志：说句实话，开始我的准备是不够的，我是后边儿拼了命往里面加。我当时对儿童文学的评价，和成人文学比，就好比跳高，成人文学我认为横竿在一米九，儿童文学我当时认为是一米六。为什么呢？当时我在北京图书馆，把所有的《儿童文学》《儿童世界》《少年文艺》看完了以后，就包括当时一些著名的作家作品，我一看，比起成人文学来，水平还有差距。

后来在儿童小说创作上开始慢慢入门，一个是参加《儿童文学》办的那个讲习班，一个是时任上海《少年文艺》主编的任大霖送给我的两本黑皮书《外国儿童小说集》，上下两册，我才知道什么是儿童文学。你看日本人写的那个马，还有一个孩子为了看一场演出拼了命地干活，等演出正式开始，居然累得睡着了，跟我过去所知道的中国的儿童文学不一样。

孙玉虎：您刚才谈到自己对儿童文学认识的一个转变，其实当下依然有很多人认为儿童文学是小儿科，甚至有的人认为童话就是儿童文学的代名词，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呢？

夏有志：我是这么想的，首先，对于那些已经写得不错的、已经成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我以为他们能够成为更好的大家，应该更勤奋地、更执著地写出真正的杰作，让人一看这作品会说——哎，真的没治了！你比方说伊朗的电影《小鞋子》，很简单很简单，但是看一遍感动一遍，真正好的东西就是这样的，没有一个成人说这片子不好。儿童文学绝对不是小文学，绝对不是耍小心眼儿，它应该是大智慧，是大美。我的作品可能不够新，但是我追求的是大。

孙玉虎：您是说我们中国还没有出这么一部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的作品，是吗？

夏有志：对。也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这东西没弄出来，但是我们首先得往这儿走。我们北京市的所有诗人一起开会，大家都说诗，我说我不写诗，但是我读诗，我说我最近看了两首诗，我国台湾地区的儿童诗，一个叫《鸡蛋》：不是球也要滚，啊，破了！太阳流出来了！我说这首诗，你们有吗？第二首是《捉鱼》：我们去捉鱼，河里没有鱼，我们变作鱼，大家捉来捉去。我说这种乐观主义，这种童趣，你们有吗？我想起儿童诗人任溶溶，他这个人也是性情中人，我们在成都开笔会，当时大家都有饭嘛，他却每天要空出一顿饭来，说我今天不吃，我要上外面吃去，我吃完之后给《新民晚报》写一个连载——《成都小吃》，我这顿饭钱也有了。这个人有意思，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有点儿“各色”，与众不同。

孙玉虎：您是学油画出身的，绘画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夏有志：好多东西不能量化，就是说它到底具体给你什么了，所以我就想，我的恩师吴冠中先生给我的更多的是一种他对艺术的激情。你比方说我们第一次画裸体，他就说这裸体身上有音乐感，有建筑美，而且讲的时候头发都奓起来了，很有激情，很虔诚。有的时候在我写作时，这节奏写着写着就不对了，太紧了，要放松点儿，缓一点儿。

孙玉虎：您的最新长篇小说《七个人的偶遇》挑起了很多人的阅读期待，这部作品跟您以往的创作有什么联系？

夏有志：当时我就想，当前的儿童问题，一个吸毒，一个抑郁，一个被拐骗，这几个儿童题材，我对哪个最有兴趣？但我说这话不是一天两天啊，就是脑子里经常碰、碰、碰。那天忽然看到抑郁症，一个电视短片，很短，那些孩子都是一晃而过。很多好作品就是由新闻稿的几行字引发的灵感，我就想写这个。

你要说它跟电影剧本有关系，大概我写的时候是无心之中想的，但是一场戏一场戏我都让它出人意料，你以为是这样，不对，是那么着，到那一节快完了之后，不对，又那么着，绝对让你想不到。所以有的时候我写的小说，责编问我您写的是什么呀？我不告诉你，让你先看。如果我这个蒙不了你，你看开头就知道结尾了，那我就不要给你了。

孙玉虎：您的作品多数是以精巧的构思取胜，这和您做编剧有关系吗？

夏有志：当我一开始爱上文学以后，我对技巧的痴迷，远远甚过内容，我的好多小说是先有激动人心的构思，哎哟，拿什么往里搁呢？包括给《儿童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大风降温》，那你看不出来吗？就是欧·亨利的痕迹，就是说学生想给老师糊窗户，去了看到老师正给他们糊窗户呢。我写小说，最令我激动的还不是内容，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

电影剧本必须是一个悬念扣着一个悬念，AB的矛盾结束了，C就埋在里头了，C的矛盾还没解决完，又一个矛盾就搁在那儿了，所以我写《七个人的偶遇》，绝对是一个悬念跟着一个悬念走，看似平常的事儿，但是有悬念在那儿搁着。电影剧本要是没悬念了，人家就不看了，睡觉了。小说也是如此。

孙玉虎：《七个人的偶遇》的叙述语言可谓京腔京韵十足，可以说这也是您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称得上是“京味小说”。

夏有志：过去有人说过我的语言幽默啊，诙谐啊什么的，但是“京味小说”是你第一个说的，我同意。这个“京味小说”又不能是老京味，北京很老的话，我基本不用，语言是发展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太老的语言也不行。我从小就在街巷市井中长大，菜市啦，自由市场啦，小戏园子啦，说书场啦，耳濡目染，无形之中这种语言就在心里了。再一个是我的街坊，还有我母亲，她虽然是东北人，但是她说一口京片子，又夹杂了好多东北话。刚写儿童文学一两年吧，我发现了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忽然就勾起了我对北京话的喜欢了，但是呢，这是新京味，又不能太老，让小读者看不懂。所以曹文轩有时候就特羡慕我，他说你这个话它明明白白不是普通话，但是全国人民就认了。梅子涵也跟我说过，说我们上海有好多话挺好的，挺有意思的，但是全国人民不认。那我说我就占点儿便宜，虽然它不符合语言的规范，但是全国人民认了，既然认了，我就那继续使了。其实这是一种对生活的喜爱，你在生活中老咂摸着，哎，这句话这么说有意思——可能别的行业的人不管这个，但你是搞写作的，语言就是你的工具，作画，语言就是你的油彩，你要红的黄的蓝的绿的，你调啊，所以我天生有一种别人一说完话我就咂摸咂摸滋味儿的习惯。

孙玉虎：您心目中的好小说是什么样的？

夏有志：也许我写的时间比较长了，我觉得成熟了，应该出东西了。“东西”都是什么呢？一是要出好故事，但这是层次比较低的，你没故事，这小说，特别是长篇，不行。第二是出人物，有的人小说写得一般，但人物写得特别招人喜欢，这层次又高一点儿了。但是还不行，第三是要出味道，有的时候好东西看完了以后说不出来它的滋味，真正的好东西不像语文课上说的那样通过什么表达了什么，它是很难说得清的。真正的小说家他知道小说藏在哪儿，或者别人还没怎么明白呢，忽然他就悟到了。同样一件事，你可能还没什么感觉，他就觉得这是一部小说。一部小说写到后来，有的时候是一个故事，有的时候是一个人物，有的时候就是想表达这么一种东西，有的时候好像是想揭露什么。

孙玉虎：那您认为儿童文学能给孩子展现一个真实的人生吗？

夏有志：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但我还是希望有点儿温情，有点儿诗意，即便伤感了，有了伤口了，我还得给他裹上纱布，尽管别人会说你们儿童文学不够深刻啦之类的，但我还是希望能给它一个光明的尾巴，就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为什么？今天没有的，明天，我期待着，因为有希望。我们写小说不能让孩子看完了以后想自杀。

但我总觉得我们现在有些东西有点儿回到了《雾都孤儿》那个时代写的那样了，好像这个社会有点儿像那个样子了，全给孩子很甜蜜的东西，什么都是好的，不行。但是我又不同意像成人文学那样写完、看完之后，骂一通——孩子的心灵毕竟还是柔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