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连昆老师离开我们快3年了,但我一直感到林老师似乎并没有走,他那慈祥的面容还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剧场里看林连昆老师演戏是1980年,北京人艺演出的《左邻右舍》。林老师在戏里演洪人杰,在文化大革命中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也伤害过小院里的乡亲们。最后一场是小院的老邻居们一起照合影相,他觉得愧对乡亲们,不敢走过去跟邻居们站在一块儿。在邻居们的招呼下,他才一步一步地挪过去,此时的洪人杰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林老师的表演恰到好处。此后,又看过林老师演过的好多戏,《茶馆》《绝对信号》《小井胡同》《红白喜事》《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鸟人》《北京大爷》等,真是一部比一部好。那时,我虽然崇拜林老师的表演,却没有跟林老师交谈过。
真正跟林老师相识是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纪念中国话剧90年”学术研讨会上。林老师每天坐在会场里,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很细致地问了我的名字和单位。我在大会作了一个发言《路靠自己走——关于当前话剧发展的一点思考》。大概是林老师比较同意我的观点,我们的谈话才多了起来。
在采访林老师的过程中,我惊奇地发现,林老师不但戏演得好,而且非常重视理论学习,对当前的一些戏剧现象他有自己明确的看法。采访中,林老师谈自己的成长和创作经历,也谈到北京人艺的风格,谈得最多的是他对舞台表演方面存在问题的看法。他说:“如果说北京人艺的风格,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北京人艺始终走着一条话剧民族化的道路,使话剧这个舶来品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艺术形式。所以,我认为民族化就是北京人艺的风格。”谈到民族化的问题,林老师说:“话剧是一种舶来品,要让中国观众接受,就必须找到话剧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契合点。这个契合点就是话剧必须走民族化的道路。”所谓“话剧民族化”,他认为“最根本的就是用话剧这样一种形式来表现我们民族的思想感情,来塑造完美民族的人物形象。就是说,话剧这样一种语言艺术,应该可以,而且也完全有条件从语言到表现方法上,去表现我们自己的、民族的内容。比如说,北京人艺的《茶馆》曾出访过德国、法国、瑞士和日本,引起很大反响。那么,西方人到中国来选话剧,为什么偏偏选上了《茶馆》呢?那就是因为《茶馆》有着极其浓厚的民族特色。”
有一个时期,对话剧民族化有过一种偏激的理解,把民族化与戏曲化混为一谈。对此,林老师很不以为然,他说:“民族化并不是戏曲化,它不是根据戏曲的方法去接受戏曲,而是根据话剧的特点去吸收戏曲的长处,目的是要在话剧舞台上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林老师还在表演实践中努力实践着这种观点。为了使自己的表演更具有民族化的特色,使自己塑造的舞台人物更鲜活,他一方面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一方面调动自己的文化积累,将传统戏曲中一些表现手法融入到自己的话剧表演中去。有些是直接的,如他在《鸟人》中三爷审案中的表演;有些则是间接的,如《天下第一楼》中常贵之死时的表演。他说:“我在设计常贵之死的动作时,是运用了戏曲中的锣鼓经的。常贵从楼上喊着下来,喊到‘荷叶饼四两,外带白……’应该是白酒四两。这时他已支撑不住了,在他倒下去的一刹那,我设计了一系列的动作,先是左脚向里一扣,紧接着右脚向里一扣,一个转身手扶住栏杆,撑,撑,撑,实在撑不住了,身体一下倒了下去。这样的动作是戏曲中惯用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观众一个心理准备,以便引起观众的注意。”《天下第一楼》在日本演出时,一位评论家说:“常贵之死,是死的很美的。”
林老师认为,艺术源于生活,但与生活又是不同的。正如焦菊隐先生说的:“一个演员不要用演员的身份在舞台上演戏,而是要用人物的身份在舞台上生活。”而舞台上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是融入了演员的艺术创造的。也就是说,演员在塑造人物时,不光要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也要有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体现”。林老师在《狗儿爷涅槃》中的表演就是这种表演方法的典型例子。他在塑造狗儿爷这个人物时就充分运用了“体验”与“体现”相结合的手法,借鉴了中国戏曲中的一些表现手法,在高度假定性中,自然地驾驭角色不同心理层次与状态,成功地创造了话剧舞台上又一个农民艺术典型。如狗儿爷的“哭坟”一场,不是面向舞台上的坟堆,而是面向着观众哭诉,就是借鉴京剧《玉堂春》中的表现手法的。还有狗儿爷与地主祁永年“灵魂”的对话,也是面对观众表演的。观众不但接受,而且感到亲切、“叫绝”,认为林老师的表演是一种创造,开阔了话剧表演的新领域。
林老师认为,“话剧表演中的‘体验’和‘体现’是不可分割的。光有‘体验’没有‘体现’,观众会看不明白;光有‘体现’没有‘体验’,观众又会感到不真实。”他说:“《绝对信号》演出时,有人认为这个戏离开了人艺风格,实际并不如此。这个戏虽是探索戏剧,但这个戏有人物、有故事,场景变化借鉴了戏曲手法。因此这个戏的探索并没有离开话剧民族化的轨道。”他还说:“如果我们的话剧只沉溺在强烈的内心体验,而没有强烈的外在形体动作来帮助的话,我们的话剧将会慢慢地失去观众,原因是观众觉得看话剧不过瘾。周恩来总理说:‘你们是说给观众听的’。这就是说,演员并不是按照生活原样把话说了就完了,你要说给观众听,而且要让观众爱听。所以语言要讲究。让观众听着过瘾,这样才能达到目的。而这一点恰恰应该向戏曲学习。”林老师在《天下第一楼》中的背菜名,没有像生活中那样随便地念,而是表演给观众听。唱喜歌也不是“唱”的,而是“说”的,是借用了单弦、太平歌词的调子和表现方法。
我问林老师,话剧今后应走什么样的道路?林老师说:“我不是民粹派,但是中国话剧要得到发展,就应该走民族化的道路。当然,话剧民族化也应两条腿走路,一手伸向西方;一手伸向传统。但是我们接受西方文化要掌握一个根本,为我所用。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也不要跟在别人屁股后头亦步亦趋。这样,话剧才能健康地发展。”他认为:“提倡话剧民族化,不是排斥外国的好东西,而是不要把我们已经丢掉的东西又从他们那里捡回来。如话剧舞台上的当场换景,这是我们戏曲中早就有的,后来觉得不好便不用了。”
我问林老师,在几十年演戏生涯中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林老师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观众。”谈到观众,林老师有些激动,他说:“作为一名话剧演员,我们是离不开观众的,没有了观众,就没有戏剧。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你在观众面前如果是老老实实的、认认真真的、严严肃肃的,观众就会给你应有的回报。如果你在舞台上不能老老实实、认认真真、严严肃肃,那么观众也就不可能对你的表演给予肯定。有时我在舞台上就能听到观众的笑声和唏嘘的哭声,这是观众给予一个演员的最好的回报。”为此,他才从心底喊出了“敬爱的观众,我爱你!”
林老师走了。但是,他的“魂”似乎还在舞台上,他那爽朗的笑声也一直回响在我的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