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2011年的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我们惊异地发现，传统报告文学所强调的“三性”，即“新闻性”“文学性”“论说性”的特征正在悄然地变化。特别是“新闻性”正在削弱，“文学性”被作家特别厚爱，而其“论说性”的特征正在被“学术性”所取代，成为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主流。这表明了一种潜在的共识，非虚构文学创作的二元分化状态已然形成，并逐步构成了鲜明的两个创作阵营：学者化的非虚构创作与记者式的非虚构文学创作。而就2011年创作实绩来看，学者化的非虚构文学创作成为这一年的叙事主潮。

历史叙事

首先就是2011年为多个纪念日而创作的作品。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创作的作品，如柳江南、张隼创作的《建党伟业》，由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厉华创作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由武警作家刘秉荣创作的《天变：辛亥革命纪实》，季宇用20年研究成果创作的《燃烧的铁血旗》，王朝柱创作的《辛亥革命》，王树增创作的《1911》等都呈现出扎实的求真求变的非虚构创作学者化的趋向。为纪念太平洋战争70周年，胡烨创作的《血洗绿色地狱——瓜岛之战》等也都是在这个非虚构创作的“大年”里献上的厚礼。

其次，2011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大发展的一年，特别是“神八”的升空，引发了作家们对航天事业的关注。由陆其明创作的《张爱萍与两弹一星》即是这样一部有分量的作品。谈到“两弹一星”必然会使人想起开国上将张爱萍，正是在他的领导与推动下，我们具有了与世界对话的资本。《张爱萍与两弹一星》真实地再现了“两弹一星”决策、生产、试验和成功发射的艰难历程，真实地再现了钱三强、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等科学巨匠们带领科技人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英勇奋斗、坚忍不拔、呕心沥血、忘我献身的伟大的科学精神、爱国情怀和民族意志。与上述作品描述了同一内容的是当年参与“两弹一星”研制任务的科学家李旭阁的《原子弹日记》，这是一部从个体经验出发的真实还原当时情景的优秀作品。

第三，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收获便是对于历史战争的还原与反思、记录，这一创作方向构成了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另一焦点。由张秀章创作的《血战四平》，由蒋文澜创作的《中国抗日战争实录》等作品都是这类创作的代表。特别是由长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战争纪实”丛书，是一套较为全面叙述解放战争时期重大战役的优秀非虚构军事文学作品，如丛书中桂恒彬创作的《席卷长江》、刘立波创作的《血拼兰州》等作品，用生动鲜活的事件与细节描写还原了历史现场。

与上述丛书有着同等重要意义的是另一套独特的《战典丛书》。这套丛书把典型战争中的战术以文学事件的方式加以描述，有着重要的启发性。

第四，追踪历史的“真相”、重述重大历史事件，追寻已有定案的事实，是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引人注目的重点。

对历史事件的深度追问成为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一个热点与成就最大者。如张正隆创作的《雪冷血热》《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田艺创作的《我的1950年代——朝鲜战场亲历记》，崔露创作的《我的1950年代——上甘岭亲历记》，安于道创作的《血战缅甸》，王树增创作的《1911》，何建明、厉华创作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以及由陈桂棣、春桃创作的《鬼妹》，陈桂棣、春桃、京隆创作的《失语的红军》等短篇非虚构军事文学作品，都是从亲历者调查、原始现场考证、不断发掘出的新史料分析研究入手，深度追踪叙述、分析了事件背后的内幕与被正史忽略的种种细节，得出令人信服的独特发现，让历史变得色彩丰富、生动而更具有可信度。历史叙述在2011年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与叙事内容等方面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尝试。

第五，回忆录与将领的传纪出版依然是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重镇。2011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张万年全传》《杨得志回忆录》以及赵勤轩创作的《朱克靖传奇》、郭晓晔创作的《孤独的天空》等作品，可谓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作品给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个人化的历史感受，同时，也向读者打开了一个真实历史的画卷。

叩问真相

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繁荣，呈现出一些独特的表征。

首先是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在2011年表现出对历史背后、事件真相的独特兴味。

对于历史真相的追问与思考是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耀眼亮点。上述罗列的各类作品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作家所追寻与渴求的历史本真。作家们对历史事件的热衷也表明了他们内心与整个民族心理的共振。与其说作家在对历史事件的叙事中完成的是一次整个民族对事件真相的求证，还不如说作家是在完成自己对于事件的困惑的解答。寻找答案和真相必然是在众多“纪念日”到来的2011年度作家们本能的反应。

必须对“真相”有洁癖，这是作家的社会责任使然。但是，洁癖不是怪癖，作家必须务实求真。2011年，在繁荣与个性化的历史叙事话语视域中我们同时注意到了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中的“另类”——“猎奇历史”“戏说事件”“虚构战事”，乃至于假托他人之名所撰写的“亲历”作品，这在某种程度上损伤了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名声，将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罩上了一层阴影。

虽然“真相”在不同人的眼里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但是，真相的本性是“非虚构”的，如果存在着一种可以虚构的真相，那么，对“真相”的求索便成为虚妄与幻相。但是，2011年的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事实却又清楚地表明，在创作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矫枉过正式的偏执与误区，以为我们曾经的历史叙事都存在着“内幕”与隐情，对我们头脑中的历史有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叛与对抗，似乎“正史”都是错误的。“还历史本来面目”并不表明要推翻现有的历史叙述事实，有的历史事实会被推翻，但并不表明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有问题，都需要被推翻与矫正。

其次，2011年作家们的“行走”成为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2011年优秀的非虚构军事文学作品，都是“走”出来的。正如张正隆在完成了100万字的《雪冷血热》之后的那声长叹，“《雪冷血热》是用脚走出来的”。

恰恰由于“真相”因历史的尘封而变得模糊难辨，所以，“求真”变得相当困难，这需要勇气、智慧与踏实的内功。行走便成为严肃的作家应当坚守的信念。

作家面对如此复杂的现代社会与历史，需要极度的冷静与客观的态度。言论空间的开放一方面给作家带来的是话语的自由权利，同时，自由必然带来叙事的不稳定性。或者说，过度的自由言说空间恰恰是作家创作“不自由”的根源，面对无限开放与民主写作时代的多重可能性，作家变得手足无措。“不自由”的创作心理，使得作家对历史事件既不能“听命”某种强制式的告诫，也不能人云亦云和道听途说。作家要做的就是必须确立独立的思考与事实的考据。作家必须有自己的依据与考证，这就逼迫着作家去“走”，所以，张正隆花费20年的时间才完成《雪冷血热》的创作事实恰恰印证了文学创作的规律之一：创作来源于调查，或者像某些作家深刻地意识到的那样，创作从某个角度看是件“体力活儿”。

第三，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表现出鲜明的“学者化”倾向。

干“体力活儿”的作家们在2011年的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中越来越多。可以说，2011年度几乎所有的非虚构军事文学优秀作品都是靠“体力”获得认可的。他们的体力都花在了学者式的调查、考证、研究、分析上，解除了浮躁的、仅依靠书斋与猜想便完成的叙事行为。

“王树增非虚构中国近代历史系列”中的《1911》以其厚重的历史感被人称道，可以说，王树增完全是以一个学者的心态进入创作的，他的考证与研究并不逊于在这个领域里常年耕耘的专业学者们的研究，他的某些探求甚至超越了一些学者已经给出的定论与“共识”。这一创作经历可以说就是一次学术式的研究过程。

季宇创作的《燃烧的铁血旗》以史料翔实、考证扎实为学术界与文学界称道。叙述中，季宇以他敏感而细腻的笔墨与扎实可靠的研究体悟，剥开历史的层层迷雾，从独特的视角还原了那场发生在100年前的纷繁复杂的辛亥革命历史。

刘秉荣创作的《天变：辛亥革命纪实》更是以独特而有力的学术式的研究视角，以文学的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揭开了“亡清者，非民主志士之能，实为清也！”的“内亡论”。

特别是张正隆，从《雪白血红》开始，就是以学者求真的考证心理创作出一部部引起重大影响的作品的。《枪杆子1949》《解放》《西部神话》《战将》《战争记忆》等无一不是既可当做文学创作，又可视作历史参考之一种的学术著作。为了追问70年前东北抗日联军的真相，张正隆花费了20年的时间去调查、研究、取证。他不仅是以一位作家的身份考察了这段历史，更是以学者的缜密、审慎、严谨的态度细致地寻找那个残酷年代存活下来的抗联老战士们，他们以“真实得可怕”的讲述还原了那段历史。同时，张正隆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口述历史”上，而是继续从史料中考证亲历者的叙述。他几乎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抗联组织的全部史料都研究了，在此基础之上，才动笔去还原70前开始于中国东北的14年抗战史。这部大气磅礴的作品为张正隆赢得了荣誉，也让我们从历史的缝隙间探到了被时间的尘埃所掩盖的细节。

张正隆的另一部由白山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也体现了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学者化”方向。与其说这部作品在书写名帅骁将的四野战史，还不如说是对四野战争经历的一次考证与最逼近历史原貌的研究过程。他用具有强烈说服力的战争亲历者的口述、珍贵的历史图片及历史资料完成了一次对四野作战历史的学术考古。

第四，“用细节说话”是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鲜明特征。

细腻真实的叙述是文学作品的追求目标，在2011年度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中则表现得相当成熟与突出。王树增在《1911》里这样描述落难中的孙中山：“1896年，大清皇帝想要的是一个身材矮小、操着广东口音、时年30岁的臣民的脑袋。这个声称自己名叫陈载之的广东人，已经被囚禁在一间斗室里，剩下的事，就是把他押解到刑场上就行了。”“思索了一会后，这个被囚禁的广东人说：‘我是孙文，非陈姓也。’”

细节描写为作品增色颇多，正是因为生动而又鲜活的细节描述才使得叙事具有了生气和亲和力。但是，细节描写也常常是被质疑最多的地方。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非虚构文学创作中能不能给“虚构”留出空间。

非虚构创作中“虚构”的有无在中外非虚构文学创作中的争议都很大，但是，若完全排除非虚构文学中的虚构成分其实是做不到的。上述例证中的细节描写如若排除其虚构手法，便成为一具具干瘪的僵尸。因为叙事者不在现场，如何知道孙中山等人物的神态、动作、心理、环境等等。即使如《我的1950年代——朝鲜战场亲历记》这样的亲历性的作品也难以完全排除虚构的成分。一是所谓“亲历”是在事件发生几十年之后的还原，我们怎么能知道这种还原与真实的现场有无距离？二是个人的视野是受限的，“亲历”只是从此人的视角看现场，而从另一个人的视角可能他所还原的现场便不相同，这就造成了“真相”的多重性。所以必要的虚构在非虚构文学中不可少，问题是对虚构尺度的把握与掌控需要理性与智慧，否则将陷入伪“非虚构”的泥潭。

无须遗憾

环顾2011年度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乃至整个军事文学创作领域，某些研究者提出了担忧与遗憾，即2011年的创作缺乏现实题材与短篇作品。这其实是一个几乎被某些人年年提及的“老生常谈”。如此年复一年的担忧与重提，对于军事文学创作与研究仅仅是个不痛不痒“见月伤心”般的叹息而已，对于创作现实并无多大裨益。而欲想在现实与历史叙事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与二元对立的心理恰恰是研究者的某种“八股”思维的投射。

更重要的是，不能因现实题材的缺失而推导出军事文学创作正在脱离生活或作家有意在躲避现实的结论，从而认为历史叙事的繁荣是军事文学创作的“问题”。文学创作也是一个自然淘汰与选择的过程，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历史叙事的繁荣恰恰是这个时代对军事文学创作提出的现实要求。况且，在越来越深入细腻的历史叙事实践中，对现实的关注与回应正是历史叙事的责任。我们在历史叙事中感受到的不再是被单纯复现的历史事件本身，而是从历史反观到了现实，在2011年繁荣的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历史叙事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了隐含在历史叙事话中的现实语义。谁能说历史叙事便是不问现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