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访张孝友先生是在一个午后，张夫人要给我沏壶铁观音，而孝友先生却向我推荐他的伯爵红茶。在上海出生并度过了年少时光，他自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老克腊”，并带我参观他满柜的洋酒，说自己不喜欢中国白酒的酱香味。他的这些做派让我以为他是位洋派人物，然而看他的画，原来他多年以来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的竟是中国传统的界画，尽管他当年在中央美院学的是油画，并打下了良好的油画功底。这是一个复杂矛盾的人，他的画作当中的考究、精致、一丝不苟与他所标榜的“老克腊”精神可谓一脉相通，但谈起艺术人生、画坛百态以及他所津津乐道的学术问题，他出言放旷，率真耿直，毫无拘谨，滔滔不绝，以致他的夫人在旁边几次笑着提醒说：“讲重点！”他在界画创作中吸收了油画的某些手法，但主体精神与品位仍然是中国传统的，这是他引以为傲的。

从少年天才到“虎老师”

张孝友祖籍浙江宁波，1937年出生于上海。他的家庭可谓书香世家，父母均为复旦大学高才生，外祖父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颇深，他自幼耳濡目染，刚会说话母亲就教他背千家诗，刚识字外公就教他习古文、识钟鼎。小时候他喜欢观赏和临摹小人书，选画得最好的钱笑呆、赵宏本等名家作品。他聪颖过人，有极强记忆力，读书求知、掌握本领从不惜力。

因为自幼兴趣便很广泛，当1954年高中毕业，填报大学志愿时，张孝友一口气填写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南京大学天文专业、钢铁学院金相热处理专业和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这四个专业看起来毫无关联，令旁人大惑不解。之前并未接受过专门美术训练的张孝友能考上中央美院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在美院的考场上，在面对石膏像沉思默想半小时，又观察了其他考生的创作之后，张孝友总算画出了人生第一件素描作品。面试由当时中央美院院长吴作人亲自主持，他看重考生的综合素质，此时张孝友的人文素养和知识积累派上了用场，让他在考场上小小地风光了一把。提问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到《红楼梦》《水浒传》，他全都对答如流，甚至现场背诵了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当有老师提问他是否读过《西厢记》时，他反问老师说的是哪个“西厢”，并介绍了自己对《西厢记》各个版本的研究，令现场的考官不由得翘起了大拇指。讲起这段“少时了了”的经历，张孝友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就这样，张孝友顺利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预科一年后专攻油画兼习中国画。本科五年，张孝友师从吴作人、董希文、王式廓、李斛以及前苏联的马克西莫夫，并受教于李可染、蒋兆和等名师，学贯中西而用之。他临摹过大量宋元以来名家作品，掌握各种笔法、皴法、技巧，还研究诗词、文史资料，领悟其丰富内涵、品味古代绘画之意趣，下过苦功夫；学习掌握西画法，他重写生而来的真实自然的感受，重造型准确、光照明暗虚实的意境，重今人审美观念的体现。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在学习之余，张孝友为《人民日报》和出版社画插图与连环画。不菲的稿费收入使他成为学生中的“富人”，支撑他周游与写生之用。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吸引了他，作家笔下的人民和生活令他心仪，他带着画笔也踏上了旅程，曾在船上与船夫同吃同住一月之久。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张孝友有着充分的熟悉与热爱。这样的阅历影响了他的艺术观，人民性成为他衡量艺术价值的一大标准。与中国文人山水画迥然不同的是，他的山水写意作品中都是山水和市井生活的结合，在其中，老百姓的生活成为山水画的主体，山水反而是陪衬。

1959年张孝友本科毕业，被分配至新成立不久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登上讲台的第一天，台下那些跟他年纪相仿、甚至年纪比他还大的学生，对台上这个“小老师”并不服气，要求他拿出作品来。第二天，张孝友带来他的一大沓作品，啪地一下拍在桌子上，学生们从此全都服服帖帖。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后改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了一辈子素描，张孝友育人无数、桃李天下，成才者众，而他所使用的“法宝”，用他自己不无调侃的话说：“现在兴起一个说法‘虎爹’、‘虎妈’，而我是‘虎老师’，对学生极其严格。”

从人物白描到工笔界画

张孝友自少年时期进入艺术绘画领域，一直是学贯中西的，中国画、油画，甚至是装饰画，都是同步进行的。上世纪60年代与老师张振仕共绘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悬挂的巨幅毛主席油画肖像和马克思、列宁肖像。1974年，应中国社科院潘吉星之约，创作了汉代造纸方面的长卷白描图，在《人民画报》刊发，并成为历史博物馆陈列图。他为科学出版社绘制过世界著名化学家、物理学家近百人的白描像，他曾和沈从文合作，为其古代服饰、礼制等研究专著作百余幅白描插图，被沈从文誉为“国手”，还为欧阳予倩主编的舞蹈史和舞蹈家传作过大量插图，并绘唐乐舞白描图卷。

1980年张孝友赴敦煌、大同云冈等地进行每次数月的考察和临摹，并对龙门、永乐宫、法海寺等许多壁画进行深入研究和创作活动。他在1981至1982年间创作的《敦煌礼佛图卷》《飞天图卷》《唐乐舞图卷》及众多独幅画，在上海、北京、西安等地展出后，反响热烈。慕名而来的日本郡马、静冈等地的美术馆邀请张孝友绘制了多幅长卷作品：《成吉思汗征战图卷》《杨贵妃图卷》《飞天图卷》《唐乐舞图卷》《释迦牟尼传》及《三国人物图卷》《水浒人物图卷》等。其中《成吉思汗征战图卷》长达15米，每个人物的经历、性格、面貌都是根据传纪具体研究考察而成，显示了他扎实而全面的艺术功底。

1985年后，张孝友主攻工笔画，长卷工笔山水人物画《春江花月夜》局部大稿完成。1989年与夫人赴泰国曼谷探亲期间，张孝友读到了一本台湾出版的中国界画集。这成为他艺术生涯的又一个转折。

何谓界画？面对我的疑问，张先生向我展示了他自制的作界画的工具，这是一片约为一支笔长度的三分之二的竹片，一头削成半圆磨光，另一头按笔杆粗细刻成一个凹槽，作为辅助工具。作画时使用这把戒尺引线，故名界画。张先生向我演示了作界画的方法：把戒尺放在所需部位，将竹片凹槽抵住笔管，手握画笔和竹片，使笔片紧贴尺沿，按戒尺方向运笔，能画出均匀笔直的线条。

张孝友介绍说，界画适用于画建筑，其他景物用工笔技法配合，通称“工笔界画”。界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准确生动的造型、工丽华美的笔触、雍容典雅的风格呈现了中国的皇家苑囿、宫殿楼阁、殿庑回廊、寺庙道观等各种建筑瑰宝，是一门难度颇大的绘画种类。与之相互映衬的自然风貌、人物风姿、器具陈设、题款跋文更是庞杂艰深的学问。自近300年前失传后，技法、材料、工具一无所考。早在中央美院学习期间，张孝友跟从王逊先生学习美术史时便立下宏愿：一定要在有生之年绘制出《矾楼夜市》，填补当代界画的空白。为此，在物质匮乏、资料奇缺的上世纪50年代，他便开始了艰苦的准备工作，对北宋张择端的人物界画《清明上河图》的学习和详细考证成为他毕生的事业之一。即便在“文革”期间被下放至农村与吴冠中一起养鸭种稻、栖身荒泽之际，他仍手捧《东京梦华录》展卷研读，不断构思《矾楼夜市》小稿，多年来收集的资料动盈筐箧。90年代后期，他将西画的焦点透视、明暗对比、虚实写照、工笔山水等技法融入界画，开始了新的探索。在漫长的40余年里，他孜孜不倦地酝酿、挖掘、整理、考证，终于完成了这一夙愿。

除了《矾楼夜市》，张孝友主要的界画作品还包括《梦江南》《姑苏台消夏宫图》《武当山—楚峰烟云》《武当山—南峰晴岚》《上林春汛》《江楼月夜》《南乡旧梦图》《龙楼凤阁连霄汉》等等。美术评论家邵大箴评论道：“张孝友的画很工整、严谨，又非常注意艺术的表现力。画工整的画，特别是界画，容易拘谨、放不开，在布局上或者在笔墨上，往往难说很有情韵、趣味与格调，特别是在格调上，很容易就有俗的成分。由于张孝友具有艺术史的知识，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又很高，所以格调上他把握得比较好。他的画，有严谨的一面，也有放松的一面，整体上的虚实关系处理得相当好，很有看头，可见出他的笔墨功力。张孝友确实是受了古代绘画的影响，中国的工笔画、兼工兼写的绘画、写意绘画这三者都有很深的传统，张孝友把这些综合起来，吸收成为他自己的营养，然后用到他的画上去了。他的画相当有功力，相当有修养，相当有格调。”

把民族传统发扬光大

当今画坛风行写意，横涂竖抹几笔就拿出去大把大把换钱，在这种浮躁氛围中，张孝友却画了如此多的工笔界画，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面对我的疑问，张孝友说：“说得夸张一些，我画一张的工夫，别人可能都画了100张了。我也并非不会画写意，我在60年代就画大写意了。但我认为，艺术对社会负有教化功能。孔夫子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儒家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我。我画画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社会心灵道德的提升。艺术是寓教于乐。如果艺术是教人坏，就算再好看，也是毒药。”张孝友说他对底层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的艺术扎根于人民，直接表现人民的生活。像他的《矾楼夜市》，他将大量的笔墨都用于描绘普通劳动人民的市井生活，这也是他最得意之处。

对于退休后他为何特别选择了界画作为主攻方向。他说：“画油画的少我一个没什么，可界画我不去画就没人画。界画历史悠久，有着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绘画样式，我们不能让界画失传。”出于这样的信念和历史责任感，他踏踏实实，十年磨一剑地钻研界画技术，并通过电视节目传授给其他人。“我深知中国画的传统，有自己本民族的一套艺术体系，不仅创作的思维、内涵是华夏民族自己独特的文化积淀，和西方文化有区别，而且在技术上、手法上也是独特的传统，只有通过对古代绘画进行研究和实实在在地认真临摹，真正掌握传统技法。抱着这个宗旨，我临摹了《韩熙载夜游图》、任伯年的《群仙祝寿图》、袁江的《骊山避暑图》等一大批古代精品名画……绝不能让中国传统文化之河在我们这代人这里断流。我下决心把界画这一门类搞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