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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土地背负者的心灵史诗 □姬小琴 2012年04月02日 来源:文艺报

对乡土中国的执著书写是中国20世纪以来众多作家的持续追求。作家李佩甫习惯于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书写平原大地上土地的荣枯和拔节于其上的生命的万般情状。关于“平原”,李佩甫一直有写三部曲的打算:1999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羊的门》;2003年又出版了《城的灯》;《生命册》是第三部。李佩甫在采访中说:“从大处说,我准备了50年,那是一种从生活到创作的长期酝酿、浸泡过程。从具体写作时间来说,大约也有五六年时间。”这部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生命册》由作家出版社于2012年3月出版。

李佩甫的笔端不断地穿梭在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欲望之间,试图摸索出时代与人的命运之间的某种或显性或隐性的内在关联。在不懈的探索与无限靠近历史和人性真实的过程中,作者勾画出了一幅具有反思意义的人物群像图。

追寻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

探索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面前的多种可能性成为该长篇小说的一个关键节点或是某种潜在的写作诉求。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历了多次曲折的成长和蜕变过程,其命运也与时代风向紧密相连。每一次政治风向的转变,波及最快、最深的也往往是知识分子。李佩甫将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时间场域,将政治、经济、民俗、文化等作为诱使人性发生多向裂变的外部因素,进而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氛围中的艰难求索和无奈蜕变。如虫嫂的大儿子大国,从小受尽了乡人的白眼与欺辱,当他终于靠求学改变命运后,却对含辛茹苦养大他的母亲虫嫂百般嫌弃;如因“作风问题”被下放到农村的教师老杜,在被批斗的过程中受尽屈辱,顽强的刘玉翠心甘情愿嫁给他并使他支撑起了活下去的希望。当老杜经过多年磨难终于平反回城后,却千方百计地逼迫刘玉翠离婚。离婚后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曾经满溢的才华在一次次与前妻的“斗争”中磨损并最终退化成一个沿街乞讨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老杜的命运与时代政治紧紧捆绑在了一起,其原有的良善与正直也在历次磨难中终于迷失溃败。

而作为新时代知识分子,“骆驼”在时代巨变面前的蜕化与堕落则更具代表性。他曾经也是怀抱理想的青年,但是在商业时代,他被骗得一贫如洗,曾经的文学理想被时代洪流所淹没,为了适应这个巨变的城市环境,骆驼用他的聪明才智主动迎合这个时代。但在向社会顶层攀爬的过程中,骆驼的欲望和贪婪也日益膨胀,他使出浑身解数攀附进官场名利场,不惜用金钱和美色将他人拉下水,而自己也在对欲望的追逐中逐渐走失了最初的理想,最终身陷囹圄,人财两空。从骆驼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寄予知识分子的期望以及对知识分子在时代冲击面前堕落的无奈叹息。对于骆驼这个人物,李佩甫在批判的同时,也饱含怜悯和反思。骆驼是被这个社会和时代所异化了的,作为知识分子,他非但没有成长为社会的改良力量,反而一步步走向了社会的反面。当然,作者的批判锋芒并未仅仅停留在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层面,而是更深入地触碰到了人性深层的痼疾,将人的贪婪、欲望、嫉妒、仇恨等暴露无遗。

知识分子究竟该何去何从?其出路究竟在哪里?小说中同为知识分子的“我”在一路摸索前行。当然,“我”也并未找出一条光明的绝对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但是“我”在摸索的过程中懂得哪条路不该走、哪些事不该做。支撑这些否定性选择的背后仍然是传统乡村的价值观念。一直到故事的结尾,李佩甫也没有明确地指出一条光明大道。他提供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面前的摸索轨迹和心路历程,是一个颇具反思意义的多维度场域。

城乡价值观的碰撞

乡村与城市间永恒的差异性成为贯穿本书始终的主题。李佩甫用了大量笔墨来描绘乡村中的各色人等,从写作形式上看类似多个人物的完整小传,人物的一生在乡村背景或城乡结合背景上被演绎和诠释。故事发生的场景在生“我”养“我”的无梁村,那里有“我”极力摆脱却始终挥之不去的记忆。哺育“我”十多年的老姑父为了爱情放弃了军人的身份,却在之后的几十年生活中深陷家庭矛盾无法自拔;上访户梁五方青年时凭借倔强的干劲打下了一片基业,却在运动中成为人们打击的目标,后半生困在无休止的上访旋涡里;为了拉扯大三个孩子,如草芥般的虫嫂沦为小偷,陷入人人可唾的悲剧命运;村里的能手春才,在青春期性的诱惑和村人的闲言碎语中自宫……《生命册》既有对20世纪后半期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亦有对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坚守与迷失的书写。李佩甫笔下的乡村小人物,是从平原土壤中挣扎而出的,他们身上融合了平原文化中固有的坚韧、顽强与“各色”,同样也不可避免地附着着人性的一些痼疾,如嫉妒、冷漠等。作者通过类似人物小传的写法,将散落在中原乡村各个角落的个性人物进行了全景式的仔细描摹,探寻了平原大地上破败的人生和残存的信念,在饱满了人物形象的同时,亦让整个乡村和中原文化得以丰富和立体起来。李佩甫曾说:“这部书也是写给自己看的。我爱这块土地,爱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有时候写,真有一种‘指甲里想开花’的感觉,疼。”由此,这个立体的乡土故事,不仅是属于河南中原的,在更深的精神层面,独属于李佩甫个人,是他灵魂深处映照出来的中原景况,是融入了他太多情感记忆和伤痕的中原。中原文化因了他的书写而再次获得了文学意义上的重生。

在这部小说里,城市与乡村两个社会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从乡村和小城镇走入物欲横流的大都市的很多人,在光怪陆离中逐渐丧失了曾经的理想与目标,表面上获得了一时的“成功”,但最终依然为都市所抛弃。李佩甫同样讲述出了小人物在由乡村步入都市过程中的阵痛与精神裂变。

“我”从乡村走入省城当了一名大学教师,希望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城里人”,无奈老姑父不时传来的要求“我”为村人办事的指示性纸条让“我”很是为难,在爱情的憧憬与困顿面前,“我”毅然接受大学同学骆驼的召唤,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一个北漂。北京的模样完全不是我们当初预想的那般美好,在地下室里当了几个月的“枪手”挖到第一桶金后,为了更宏大的理想,“我”和骆驼分别奔赴上海和深圳开辟新的商业战场。骆驼虽有残疾,却凭借超出常人的智力,果断杀入股票市场并赢得了巨额财富。而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骆驼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抢时间”,最终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展示了商业社会的残酷,给人以深刻的警醒。

大都市的诱惑让这些从乡里走出来的人们一时间很容易迷失方向,在无畏中沉沦正是骆驼的悲剧所在。李佩甫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在书写都市的同时,再次将乡村拉入了人们的视线。老姑父“见字如面”的一条条指示,时时提醒着我的身份,纸条勾连起了乡村多个家庭和人物的命运,其背后是对良与善的执著,亦是整个乡村对我的召唤。在这里,民间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已经植入“背着土地行走”的“城里人”的灵魂记忆中,为“城里人”在新的价值观面前的迷茫和困顿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反哺和滋养。

理想照进现实

理想与现实的纠缠与落差始终贯穿于整部小说。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初都葆有各自或大或小、或淳朴或奢华的理想。如在村中地位很低的虫嫂,她的理想只是在饥荒年代里让孩子们吃得饱;骆驼的理想,由曾经的出版文学名著,升级到后来的拥有数亿资产;美丽的电视台主持人夏小羽的理想是事业成功的同时还能和副省长范家福在一起;而我的理想,由最初的“逃离”农村,到获得城里的爱情——“阿比西尼亚玫瑰”……而这些理想,有的在乡村中匍匐挣扎着,如虫嫂的一路艰辛;有的在财富的积累中变质着,如骆驼的堕落;有的在追寻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如“我”的“阿比西尼亚玫瑰”终敌不过岁月而凋零……乡村的理想和城里的理想,均在各自的轨道上艰难前行着,没有谁的理想会一帆风顺。

在与现实的遭遇战中,理想或坚挺,或犹疑,或妥协,或溃败,而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情状也由此铺开。没有谁的理想会比他人的高贵。李佩甫从中原文化的独特内蕴出发,以乡村和城市为参照系,将各色人等在时代巨变面前对前路的探寻、灵与肉的挣扎、人性深层的坚守与裂变等进行了人文主义的观照,权利、欲望背后,透视出最原初的民心与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