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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高原”: 中国文学想象力的宝藏 □李晓峰 2012年04月06日 来源:文艺报

在当下主流文学中,人们常感叹再也找不到《白鹿原》中那“凌空一跃又隐入绿色之中再不复现的”雪白的小鹿和冰天雪地中那绿油油的小蓟给小说营造出来的巨大想象空间,那种鲜活而自由的生命状态,把读者的心灵放归于自由生命的空间;很难找到艺术想象力最大程度的爆发带给人巨大的审美愉悦;人们也很难再找到那一望无际的红高粱(《红高粱》)中飞扬着的生命激情和欲望。想象力无拘无束的翱翔,让人们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充满了希望。遗憾的是,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各种功利多轮驱动,各种诱惑纷纷招手,“谍战风云”、“官场黑幕”等模式化故事充斥文坛,《红楼梦》翻拍又翻拍、《三国演义》一再重新演义、“荆轲刺秦”反复讲述,文学的想象力日渐枯竭——

中国当代文学的萎靡,最主要的原因是想象力资源枯竭。但在少数民族文学中,想象力正蓬勃生长

当我们遗憾地注视着那些一度让我们对中国文学充满希望的很多作家的想象力萎缩时,我们发现了另外一种正在蓬勃生长的想象力——少数民族文学中让人震撼的经久不衰的想象力。

“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上天啊,叫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神灵啊,我的身子正慢慢分成两个……上天啊,如果灵魂真的轮回,叫我下一生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爱这个美丽的地方!神灵啊,我的灵魂终于挣脱了流血的躯体,飞升起来……”十几年前,在这个由“傻子”的视角展开的灵动飘逸而极具张力的叙述——铺天盖地的火色罂粟,殷红如血的太阳,神秘的旋风、鬼魂、梦境,对世界的未来神秘的预感,带给人们新奇而强烈的震撼。阿来的想象之翼把我们带到一个陌生神奇的艺术世界。几乎同期,郭雪波的“沙狐系列”和《大漠狼孩》,在一个特殊的世界里,对和谐与自由的生命力进行了亦喜亦悲的诗性描述,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生命本质的思考:那草原上的沙狐,那弃人类而去的狼孩,那个完整的生命世界,野性与自由,动物与人类,人与大自然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对话。

在此,我们还想起上世纪80年代被简单归入“寻根文学”的乌热尔图笔下那神秘而富有诗意的鄂伦春原始森林,那七岔犄角的公鹿,那琥珀色的篝火,那森林里的梦;想起扎西达娃的《骚动的香巴拉》《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凝重的原始色彩和魔幻般的民族生活图景给人异常猛烈的心理和文化的冲击;还有张承志放纵想象,对黄河激情诗意描绘的《北方的河》。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来就不缺少原创性的文学想象力资源。《格萨尔王》(阿来)、《大萨满》(郭雪波)、《黑焰》(黑鹤)等作家作品以及“大凉山彝族诗群”、“西藏叙事”、“蒙古传奇”、“萨满文化”、“天山母语部落”、少数民族“70后”“80后”等区域性和群体性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学持久的生命力,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民族文学的想象力,来源于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来源于各民族丰富的文学传统,来源于各民族对人类、自然的独特认知和多彩想象

想象力是一个民族最为独特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生命诉求和对人类观照以及自身所有意志和愿望的本质表述、深层介入。它藏匿于文学作品语言的缝隙,隐含于文学作品结构的深处,流动于文学作品生命世界的背后。是想象赋予了文学的生命,而生命的本质就是对自由人性、自由人生、自由秩序、自由心灵和自由话语权力的追求。想象力是文学最重要的创造力。

少数民族文学的想象力,深深扎根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沃土之中。事实证明,越是处于边缘的民族,民族文化的始初形态保存得越完好,原创性想象力资源受现代文明的侵蚀程度越小,它为文学留下的空间也就越大。同时,边远地区的民族文化对现有主流文明秩序对个体生命自由意识束缚的感受最为直接和深刻。所以,对现实社会的怀疑、批判意识也就更加鲜明和突出,对自由的渴望也就更加强烈,由此催生出来的想象力也就异常强劲和茁壮。此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学作为对人类、自然以及自我认知和想象的独特思维方式,也因为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各自不同的独特思维方式,以及这种思维文学表达的个性化,形成了不同民族文学艺术思维的多样性和原创性。著名白族舞蹈演员杨丽萍在谈到自己的舞蹈表演时曾说:“在我小时候妈妈就对我说过,你在跳舞的时候,感觉到神握住了你的手,那你就对了。我自己在跳舞的时候,甚至不认为舞台是一个表演场所,或者底下有什么观众,我觉得我是在进行一种我的仪式,我在我心里的那个场所起舞,我在跟神对话,我会觉得我的胳膊会无限地延伸,体验到一种在平时达不到的美妙感觉。”显然,这种原创性的原始艺术思维和独特的想象方式以及对艺术本质的理解,不是杨丽萍个人的,而是整个白族的。每一个民族对自然、生命、艺术的不同思维形式和想象方式,以及原创性想象力资源的独特性、多样性与稀缺性,由此可见一斑。

各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是本民族文学的生命源泉,正是在这种源泉的滋养下,一个又一个民族从经久不衰的史诗、从瑰丽多彩的神话、传说、叙事诗、民歌、民间歌舞中一路高歌而来。对民族文化中想象力资源的开掘,给当代各少数民族文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更重要的是,它的意义在于,少数民族文学本来就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各民族文化中想象力资源的开掘,以及由单一民族想象力资源到整体中华民族文化想象力资源的汇集、共享,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想象力资源,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想象力水平和审美层次。

发现和挖掘民族文化想象力资源,是世界性的集体行动,也是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想象力匮乏的出路之一。中国文学向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拓展,是中国文学新的希望

必须看到,想象力的匮乏是世界性的文学的症候。后工业社会以降,西方主流文化区域的审美主义便成为消费主义汪洋中的孤岛。曾经带给我们激动和震颤的“象征的森林”《荒原》(1922年)、给自由的意识插上神奇翅膀的《尤利西斯》(1922年)、把神话模式与时空颠倒错位以及象征杂糅在一起,传达人类心灵悸动的《喧哗与骚动》(1929年)等所创造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在经历“后现代”的回光返照后,一去不复返。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史,基本上是想象力逐渐退化、世俗欲望逐渐膨涨和不断满足的历史,是审美主义让位于消费主义的历史。文学不再是想象生长的土地和翱翔的天空,而是现实经验和现象的复制工厂。

然而,世界文学的发展自有其内在平衡机制。政治地理的边缘与中心、文化的洼地与高原,文学的主流和支流,从来就是相对和依存的。在西方主流国家,后工业消费主义时代文学想象力逐渐萎缩的同时,在非洲、拉美、北欧这些世界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中的民族文化沃土上,文学想象力却长成参天大树。于是,西方开始了寻找文学想象力资源新大陆的哥伦布式的“文化航行”。于是,以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充满想象力的《百年孤独》为代表的拉美文学被发现,并因此形成席卷世界的拉美风暴。没有古老的印第安文化和印第安民族独特的神话思维,就没有《百年孤独》。《百年孤独》是一个民族的现代神话,是对世界主流文学日益缺乏的想象力的有效补给,也是世界文学其实并不缺乏想象力资源的有力证明。同样,被称为“完美的、充满智慧的、富有奇妙想象力”的肯尼亚小说家瓦伊纳伊纳的《发现家园》,2002年在英国荣获非洲文学“凯恩奖”。作为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南非作家库切的小说《耻》,则又一次印证了当今世界主流文学想象力的匮乏和民族文化中想象力资源的丰富。其实,早在1991年,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七月的人民》就被盛赞为“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引起了世界文学界的震动。诺贝尔颁奖委员会在库切的授奖辞中说:“J.M.库切的小说以精巧的构思、意味深长的对话和鲜明的解析见长”,而小说对殖民地本土民族的生存和殖民者本人生活的非自由和反人性的“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的生命状态的体验和思考之上的理想主义,无不呈现出作者对自由的社会以及人的生命本质中对自由的不懈追求的想象式建构。可以说,对处于政治地理边缘状态的少数族裔文化中文学想象力资源的重视和挖掘,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集体行动。

在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想象力资源不仅持续地推进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而且也日益为世人所重视,这也推动着中心与边缘的换位和新的文学造山运动,中国文学的板块开始了历史性的漂移。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马原的《拉萨河的女神》《岗底斯的诱惑》,以及被视为中国先锋文学经典的《虚构》就是被青藏高原神秘的民族文化激发出来的想象力的文学表达。而早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闻捷的《复仇的火焰》和《吐鲁番情歌》,显然受到了天山脚下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文学智慧和浪漫风情的激发。当然,90年代以前,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文学想象力资源,大都因其神秘、异质而吸引了文化他者的猎奇目光。只有在中国文学想象力开始萎缩,文学资源开始枯竭的时候,其资源性才被发现并得到普遍重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之所以荣膺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固然是因为她“真挚澄澈的心”和“温柔的抒情方式”(茅盾文学奖授奖辞),也因为鄂温克族这个“三少民族”神秘而悠远的萨满文化。这种古老、神秘的宗教文化,不仅展示了北方民族以各种精神方式掌握超级生命形态的秘密和能力,也凸显着北方民族关于世界多重性的非凡想象力,萨满文化无疑是极具北方民族文化、思维特质的想象力的精灵,也是激发文化他者想象力的源泉。同样,《狼图腾》虽争议颇多,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作品表达了对蒙古族传统文化和蒙古族精神密码破译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是与作者多年的蒙古草原生活阅历分不开的,是蒙古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吸引了作者,并激发出作者的文学想象力。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回族作家张承志在《黑骏马》中对蒙古族文化和精神的想象式建构。而张炜长达450万字的《你在高原》更有意味,该书的命名显然来自于“高原”这一文化意象对他的想象力的激发,书名本身的诱惑力,反过来又激发了读者对“高原”的建构性想象。在中国,高原,不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蒙古高原)和政治地理学范畴中的“边缘”,同时还是许多少数民族生息繁衍、诞生过伟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的“文化高原”。而且,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这样的“文化高原”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文化高原”,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也是中国文学的想象力的重要源泉。

事实证明,正是各民族独特而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文学传统为中国文学提供的宝贵资源,才使中国文学呈现出多风格的特征。令人欣喜的是,现在,各民族丰富的原创性文化资源,不仅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持续发展的内生性动力,而且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学“寻宝”者。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化或将成为历史,至少,连绵起伏的“文化高原”,不仅为中国文学注入了鲜活而生动的想象力,同时也彰显出中国文学真正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