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林那北的小说创作似乎正在转型，将关注当下生活尤其是底层生活的目光投向了历史。这部《我的唐山》就是她转型后的重要作品。小说从光绪元年写到“马关条约”签订的光绪二十一年，这一年台湾人民组成义军，阻止日本人入台，但惨遭失败。这段历史是真实的历史。但小说不是历史著作，而是以真实的历史作为依托或依据，通过虚构的方式，呈现或表达这段历史中人的情感、精神以及人与历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类小说既是历史著作，又是艺术作品。《我的唐山》以陈浩年、陈浩月兄弟，曲普圣、曲普莲兄妹以及秦海庭、朱墨轩、丁范忠等人物为中心，表达了作者对大陆移居民众和台湾的一腔深情，充分体现了台湾和大陆休戚与共的历史事实。

历史小说最困难的不是如何讲述历史，历史已经被结构进历史著作中。只要熟读几部与小说相关的历史著作，小说中的历史事实将大体不谬。历史小说最紧要处是虚构部分，比如人物，比如细节。这是考验一个作家有怎样的能力驾驭历史小说。《我的唐山》恰恰在虚构部分显示了林那北的才华和能力，她抓住了这段历史中人的颠沛和离散，抓住了人物命运的阴差阳错悲欢离合，使一段我们不熟悉的历史，因林那北的艺术虚构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人物的命运、生存和情感的苦难，更是令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可以说，“情和义”是小说表达的基本主题。其间陈浩年、陈皓月和曲普莲，曲谱圣和陈浩年，丁范忠和蛾娘等的情意感人至深。小说中的陈浩年是梨园中人，因唱戏和朱墨轩的小妾曲普莲一见钟情。曲普莲并非轻薄之人，她是为哥哥和母亲做了朱墨轩的小妾，但朱墨轩性无能，其景况可想而知。糟糕的是陈浩年同曲普莲第一次夜里约会便走错了地方。私情败露，曲普莲误以为是陈浩年告密，便道出实情。县令朱墨轩大怒，误将陈浩年的弟弟陈浩月带回衙门。陈浩月和曲普莲逃到台湾后，陈浩年为了寻找曲普莲，也去了台湾，到台湾却发现普莲已为弟媳，陈浩年为情所累苦不堪言。曲谱圣为解脱陈浩年跳崖而亡。陈浩年妻子秦海庭难产而死。这种极端化的人物塑造方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浩年在台湾再见到曲普莲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陈浩年看到，曲普莲眼里也有泪光。她没有变，脸还是那样粉白，但瘦了，下巴尖出，不再圆嘟嘟的，眼眶因此显大了，显深了，显幽远了。“普莲！”他仍叫着，伸出手，走到她跟前。曲普莲却蓦地一个转身，钻出人群，小跑起来。陈浩年也跑，追上她，张大双臂拦住。他说：“普莲，认不出了吗？我是陈浩年啊，长兴堂戏班子的那个……”

曲普莲头扭开，不看他。“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普莲！”

“你是普莲，曲普莲！”

“曲普莲已经死了。”

“你……没死，你就是曲普莲……”

一架车在不远处出现，是架牛车，曲普莲一闪身又小跑起来，然后上了牛车。车子启动，向镇外驰去。

陈浩年把趿在脚上的烂鞋子踢掉，跟着车跑起来。

见到曲普莲了，终于找到她了，他不能眼睁睁地再失去她。

对“情和义”的书写，对一言九鼎、对承诺的看重价值连城重要无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林那北对传统文化的怀念和尊重，她试图复活传统文化。这不只是林那北个人的主观意图，同时更符合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传统文化讲“礼义廉耻”，《我的唐山》要讲的也是礼义廉耻。传统文化的核心不只是艰深的经典文献，它更蕴涵在如此朴素的“礼义廉耻”中。

《我的唐山》有移民文学、迁徙文学、离散文学的意味。在民间的传统观念里，“故土难离”、“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怀乡”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母题或叙事原型。“怀乡”或“还乡”以及“乡愁”，是现代中国以来文学常见的情感类型。《我的唐山》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并在题材上填补了当代小说创作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