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0版）

“好！坐下说。我知道你是一贯打胜仗的常胜将军嘛。”主席风趣诙谐地笑了笑，伸手拍了拍聂荣臻的肩膀，“不过，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这次让你去要准备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搞试验那是要冒风险的，赢得起也要输得起嘛。”主席紧紧地握着聂荣臻的手说。

两弹结合试验就这么定了下来。主席起身把他们三人送到门口时，又一次将聂帅拉到身边，极其郑重地再次叮嘱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准备打败仗。”主席说这句话是笑着说的，从他炯炯有神的目光里，聂荣臻读懂了另一层意思。就像当年长征抢渡大渡河时，主席向他和林彪交待任务时所说的也是这样的话：“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要准备抢渡失败。”今天的情景与大渡桥横铁索寒时的长征年代多么相似啊！

1966年10月25日上午9时，从北京南苑机场登机的聂荣臻一行8人经3小时的飞行，降落在东风基地刚刚竣工的飞机场上。

这是聂帅第二次亲临东风基地。6年前的10月，他来这里主持中国第一枚导弹“1059”发射试验时，这个地处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基地，还是黄沙弥漫的一片漠野，而今天，呈现在共和国元帅面前的，是岿然屹立在戈壁沙漠中的绿水泛波、树木葱笼、鲜花簇拥的现代科学试验城。尤令元帅感到欣慰的是，这里所有建筑物上没有悬挂“文革”时代的标语横幅。东风基地宛如世外桃源，局势平静如水，机场、试验楼、兵营秩序井然，从基地伸向大漠深处的一排排纵横几千里的电线杆，也像尽职的哨兵一样忠实地守卫着祖国的安全，保卫着核导弹即将飞跃过的每一寸土地的安全。

住进基地招待所的聂帅只匆匆擦了一把脸，就立即召来二机部副部长李觉，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国防科委副主任唐延杰、张震寰，东风基地司令员李福泽，一院副院长张镰斧、技术协调人谢光选等人，举行试前的第一次紧急会议，听取导弹核弹头测试、试验情况和气象部门关于近3天气象走势的情况汇报。

时值深秋，是大漠一年气象走势中相对稳定的一个时期。然而气象部门却预报了一个紧急情况：25日夜，也就是发射当天22时，发射场区将有一股冷空气的袭击和风速为20米/秒的大风侵扰，直接影响两弹结合运转程序的顺利进行；26日风速还会增大，最大可达25米/秒以上；27日零点风速开始减低；28日8时后，风速可下降到5米/秒以下，天气开始转好。

“根据气象走势，聂帅，我看基本可以把正式发射时间定在27日。”李福泽肯定地回答了向他征询意见的聂帅。

聂荣臻在得到了基地司令这个带有决定性的肯定回答后，果断地以他惯有的军队主帅的姿势挥动手臂大声说：“既然现在发射的一切准备工作已全部到位，发射场弹着区和场外的一切工作可以按这个时间展开，按程序进行。”聂帅下达命令后，以严肃的目光环视着在座的每个人继续说：“同志们，我临来基地前，毛主席、周总理都和我谈了话，主席、总理非常关注这次试验。我们前三次试验是很成功的，这次真刀真枪刺刀见红的‘热’试验一定要更加谨慎，组织更加严密，工作要更周到，动作要很准确，一定不能出现差错，我再重申一遍总理的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紧急会议后，全场区在李觉、钱学森、李福泽的亲自督促下，进行了最后一次系统的联式检查。走进核弹头系统联试宽大的厂房里，到处笼罩着凝重肃穆的气氛。闪烁的氖灯，跳动的波形数据，起伏的口令声，营造出一种不可言喻的神秘气氛……

再过几十个小时，核导弹将发射升空。时针滴答地走着，分分秒秒逼近那伟大爆炸的降临，人们的神经处于千钧一发时特有的绷紧状态。突然一声崩响，一个意外发生了！那是引信发生的误动，这一小小的误动，宛如炸雷正打在指挥桌边的电子学家彭定之、火箭专家谢光选的头上，他们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引爆系统是整个核弹头的中枢神经，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担风险的部位，稍有差错，整个试验将……是不是太过于紧张引发的误动？彭定之的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围向引信机的科技人员在小声议论，做着测试、查找、分析。这时谢光选突然向彭定之做了一个动作，这动作好像是个神来的启示，打开了彭定之的思路，一个奇想出现了：会不会是测试引信机头体分离后发生的引信误动？彭定之、谢光选两人会心地一笑，双双来到引信机前又反复进行模拟试验，结果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引信机重又进入正常的运转。真的是一场紧张过度的虚惊。

10月25日，夜幕掩盖的大沙漠，果然如预报所说气温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随着强寒流，发射场刮起了大风，风卷黄沙折腾了一夜，天亮了大风也没停止呼啸。门外天昏地暗，屋内人们揪紧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然而指挥部仍然镇定如山，铁定的发射时间像楔子一样钉在了27日9时。

26日下午，李福泽、高震亚、张镰斧亲自率领部队和试验队，分别从两个技术阵地将导弹和核弹头转往发射场。风沙遮天蔽日，能见度只有10多米，李福泽下令打开转运车所有的大灯和小灯，沿着路边的一排排电线杆慢慢行进，50多公里路程，竟走了三个多钟头才安全到达目的地。

几十年后，张镰斧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情绪依然是那样激动，仿佛他还在那个特殊的战场上搏斗。他说：“我这一辈子是第一次看见中国核导弹的发射阵地，那是什么样的阵地，其实就是一片无遮无拦一眼看不到边的空旷戈壁，狂风呼号，飞沙走石，平时柔软温暖的黄沙，一旦飞起来砸在人的身上就像刀子割、钢针扎，疼得心尖儿颤抖冒汗。咱们一院的试验队配合基地部队顶着狂风黄沙，急速地展开设备，开动起重机进行吊装，大风中虽有10多个人在弹体两侧牵拉绳子，防止导弹摇晃，可是导弹刚吊离运输车，就在空中摇摆起来。”

“张镰斧，别硬干，风大就停一会儿。”在现场指挥的李觉副部长在怒吼的大风中靠近运输车，扯开喉咙一通大喊大叫，张镰斧才听见，他大声回答：“李部长，没事，我们会小心慢慢吊，一刻千金，咱耽误不起呀，这样干，不会出事的。”

为防止导弹与地面设备相撞，李觉叫高震亚重又组织了一批生力军支援，他们又加了两根绳子，三四个人拉的拉、扶的扶，还有专人给操作的金班长提示。总装厂修配过各种飞机、组装过各种型号导弹的技术能手魏文举，在吊车之上准确而细心地操作着，用最慢和最稳的速度，一毫米又一毫米将导弹安全平稳地转吊到托架上，然后起竖导弹，使弹体准确稳妥地固定在有4个月饼般大小支撑盘的发射台上。

19时左右，疯狂肆虐了一天一夜的狂风沙暴好像吼累了，声势渐渐减弱，发射阵地上除了指挥员及给弹头引爆装置调温的几个人外，其余在场的人一律疏散到了指定位置隐蔽待命。

热闹折腾了一整天的现场，此刻变得格外寂静，就像退潮后的沙滩，曲终人散的剧场。惟见东风基地和总装厂的两个操作手还在小心翼翼地进行导弹与核弹头的对接。为了操作轻便，他俩不怕严寒脱去皮衣手套，半蹲半跪在导弹与核弹头相隔仅50厘米高的夹缝间，按平时练熟了千百遍的动作要领，准确地做着一个个动作。他们双手之熟巧，仿佛天女散花信手拈来，令在现场观看的人目不暇接。虽然严寒使温度计水银柱都结上了一层薄冰，两个操作手却已不知什么叫冷，两双魔术师似的手，仅十多分钟就先后完成了弹头引爆装置和调温系统的检测、安装，固定住各个软管和电缆，实现了历史性的两弹结合。

30分钟后，两名操作人员从容地走下发射架，一双热呼呼的大手朝他俩伸了过来，把他俩几乎冻僵的手紧紧地握住了。一股暖气直透心底，他俩抬头一看，原来是聂帅温暖的大手，“同志，辛苦啦，快到炉子边烤烤吧，别冻坏了。”聂帅一句暖心的话说得两个人眼睛湿润润的——原来聂帅一直在看着干活呀！

在潜伏着危险的现场，聂帅和李觉、钱学森、张震寰、李福泽、栗在山这些领军的首长一直就没有撤离，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注视着两弹的对接、通电和测试。当时大家多少次劝说聂帅，而他的回答是：“你们什么时候搞完，我们就一起离开。”元帅和士兵的心在一起跳动，所有生命的脉搏同时振荡在一个点上。

21时，核导弹巍然竖立在发射台上。各系统操作人员在确保万无一失的信念下又仔细地对所有系统进行了三次检查，均为百分之百合格，他们才高高兴兴地和首长一起，在对面敖包山下的临时营地看了一部名为《奠边府战役》的电影。电影放映完后，聂帅和首长来到一院试验队，和队员们一起品尝了张镰斧做的拿手好菜——正宗的河南胡辣汤。其实，张镰斧本是山西忻县南胡村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打鬼子，他是从朝鲜前线负伤回国后的1960年5月调进研究院的，可他当团长、师长所在的解放军二野12军35师，大多数官兵是河南人，连他的军长肖永银将军也是从小喝胡辣汤长大的。张镰斧一当兵就在这个部队，天长日久，那胡辣汤就成了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他是从军长那儿学会了做胡辣汤的绝招，而且把它先带进总装厂，又普及到了全研究院。后来，在研究院兴建的长征宾馆的菜谱中，胡辣汤就成了首屈一指的拿手招牌菜，但凡有重要的客人来访，院长、书记必点的“院菜”就是它了。

刚喝完胡辣汤走进指挥所，聂荣臻突然接到原子弹试验基地的报告：“弹着区刮起六七级大风。”气象变化对弹着区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聂帅沉思了一会，随即要通北京周总理的电话，报告了这一突发情况。

话筒中传来总理清晰的声音，“你是现场指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切由你决定。”

聂帅放下电话，又接通了马兰基地。这时马兰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已经组织基地气象人员作了实时观测和严格计算，判定这阵大风将以50公里/小时的速度移出弹着区，27日8时左右，天气可以转好。同时，他们已从最坏情况出发，紧急组织弹着区人员作好迅速转移的应急方案。

聂帅叫来李觉、钱学森和指挥部成员紧急研究，仍然决定发射程序不变，按时加注推进剂。张震寰拿起阵地直通周恩来办公室电话，向周总理请示：“总理，一切正常，准备加注，按时发射。”

27日清晨5点，按程序加注推进剂结束后，张震寰总指挥请首长离开现场。聂荣臻转身对李福泽说：“要撤离了，我们再看望看望部队，给大家鼓鼓劲。”

李福泽下达命令，基地操作部队与一院试验队迅速在发射场坪上整队集结完毕。基地参谋长王世成转身立正，向聂荣臻大声报告：“发射部队整队完毕，请检阅。”

聂帅举手还礼，走到队前激动地喊道：“同志们好！”

“首长好。”

“同志们辛苦了！”聂帅亲切地再次喊道。

“为人民服务。”部队发出山呼海啸般洪亮的声浪，划破大戈壁沉寂的夜空，脚下茫茫沙海腾起了浪潮。

“同志们，你们这支从朝鲜凯旋归来又一脚踏进大沙漠，站在国防尖端前沿的队伍，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军，还有一院参加试验的队伍同样是一支有着艰苦作战、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有着严肃认真的作风，有着无私无畏、勇于奉献精神的团队。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件功垂史册的光荣事业。希望大家要发扬成绩，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认真做好各项工作，打一个漂亮仗，向全国人民，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

大戈壁响起雷鸣般的口号声，聂帅、李觉、钱学森在一片欢呼声中走到地下控制室，在高震亚引见下同坚守在地下控制室的7名勇士一一握手话别。

王世成、颜振清等到所有人员全部撤离后，再一次查看了气源、电源和高速摄影设备。此时整个发射场一片沉寂，他们仿佛感到自己的心跳已跃上导弹，“咚咚咚咚”在发射台上跳动着，拍击着。他们最后看了一眼导弹，迅速地进入了地下控制室，关闭了密封门。

这个发射控制室离发射台只有近百米，深入地下4米，是个很危险的地方。当7名在地下室操作的勇士全部进来后，大家突然发现多了一个人，原来是司令员李福泽也跟着进来了。此刻，发射已进入1小时准备发射程序，地下室的空间非常狭小，十几平方米内还摆着许多仪器设备，因为这里危险，经专家领导慎重研究才确定留下7名操作人员，一人一个岗位已将室内塞得满满的，哪里还有司令员的位置。大伙一下急了，恳切请求司令员：“你来为我们助威壮胆，心意我们领了，但是这里太挤了，多一个人不好操作，容易出事，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李福泽仍坚持不走，高震亚急了，这一急却想出了办法：“司令员，你不走就要推迟发射的时间，咱们怎么向中央交待呀？”

李福泽一听没辙了，这才起身和七勇士一一握手话别，走出了地下控制室。可是，这个李福泽走出地下室，却又跑到发射台下坐着，两眼放光呆呆地凝望着发射架上的导弹出神，直到发射进入最后30分钟准备时，他被张总指挥的电话怒喝了一通，这才依依不舍离开了发射阵地。

此前，东风基地已安排了专列，让家属全部随车转移。

在罗布泊弹着区，在核导弹将要飞过的甘肃柳园镇，几万居民的撤离转移工作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虽然只有十万分之六的可能性，周总理还是决定把全镇的百姓全部迁移，只留一个空镇给那个极小的概率。

发射控制的地下室里，各种设备通电后散发的热量，使室内气温升到50℃，一阵阵热闷，令人呼吸困难。8时45分，指挥员王世成下达15分钟准备口令，敖包山后的指挥所立即用密语向周恩来报告：“卫要武，戴江身体健康，可以出发。”

这时走出地下室的高震亚又到阵地检查了一遍，回到地下室，领着全体人员朗诵了一首具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诗：“主席思想举红旗，雄心壮志搭天梯，为了革命搞试验，誓把生死抛一边。严阵以待静如山，关键时刻更勇敢，巨龙腾空震五洲，春雷砸碎帝修反。主席思想捧彩霞，四海欢腾红旗展。”

高震亚在7人中职务最高，年龄也最大，他沉着地向大家动员说：“我们要发扬孙司令当年抢渡大渡河的英勇气概，为发射‘两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国防科委赠送的毛主席像章，庄重地缀挂在每个勇士的胸前。这时电话传来了“一分钟准备”的口令。

9时10秒，随着点火口令响起，七勇士之一的佟连捷果断地按下了发射电钮。发射台上载着原子弹头的导弹随即轰鸣，在大地震颤中腾空起飞。地下室里的七勇士凝神屏气，大气不出，只有心脏的“嘭嘭”跳动声，空气也像在导弹的威力下凝结成一团团白烟……

随后，传声器里不断传来各观测站报告的声音。

“程序转弯”“跟踪良好”“飞行正常”……

9分钟后，罗布泊弹着区发来报告，先是“发现目标”，随即大声宣告：“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凌空爆炸成功。”

在敖包山上，李觉看着从北边升起的导弹，身边的人们都在跳跃欢呼，但他既不欢也不呼，他后来回忆说，“导弹起飞了，我站在那里看着，像个木偶，心里在默默祈祷：导弹千万不要掉下来，原子弹千万不能落地啊！我这样心事重重地想着，心都要跳出来了，直到那边传来成功爆炸的信息，我才长长出了口气。”

谢光选说：“发射那天凌晨，当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起飞100秒后，我因劳累加感冒再加之神经处于紧张状态，穿着皮大衣，身上的汗水一直顺着脊梁骨流。那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么紧张的时刻，真正尝到了汗流浃背的味道。”

中国自主研制的“东风二号甲”导弹携带原子弹头，从东风基地起飞，飞行了1000多公里，准确在预定地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罗布泊上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标志着中国继美、苏、英、法后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使用自己的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为了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所有参加两弹结合试验的人员，都被聂帅叫到身边，在敖包山飞扬的国旗下照了一张核导弹之家的合影。聂帅高兴地抱着钱学森、李觉的肩膀说：“你们两人，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个新的‘二七’风暴啊！”

试验成功回京的聂荣臻在向毛主席、周总理的汇报中说，在自己的国土上用导弹进行核试验，并且一次就百分之百地成功，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创举。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导弹发射小型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1945年至1958年），苏联用了6年（1949年至1955年），我们只用了2年，比美国快6倍，比苏联快3倍。正如美联社评论员文章所说：“这是不可想象的闪电般的进步，不可思议的神话。”

大三线崛起在红军根据地

这时的张镰斧，正奔走在大巴山崇山峻岭间的三线基地，这里是当年徐向前总指挥打退川军六路围攻，粉碎刘湘百团进剿，指挥数万红军突破嘉陵江，北上接应中央红军长征会师的红四方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

谈起三线建设，张镰斧以战略家的口吻述说着这一段彪炳青史的壮举。

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北部、西北部数千里边防线上，一个超级大国陈兵百万，而在西南边疆也一度发生了武装冲突。东部、东南部海洋、陆地布满了另一个超级军事大国的基地，对我国形成了半月形的包围圈，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威胁势如箭在弦上。而我们过去一直视为战略大后方的东北、内蒙古已成战备前沿。周边局势日趋紧张，潜在的军事挑衅时有发生，战争威胁迫近，为保卫我国领土的完整，维护民族尊严，中国在加强国防建设的同时，必须重新建立可靠坚实的战略大后方。苏联之所以能最后战胜德国，就因为他们背靠西伯利亚战略大后方的支撑，坚持到欧洲第二战线的开辟，迎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建设战略大后方，不仅是为备战，最主要的是有利于开发工业基础薄弱甚至是空白的内地、边疆，使全国整个工业布局趋于合理平衡。

为什么叫三线建设呢？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有以下精辟的阐述：从战略需要出发，按我国地理区域的位置划分一、二、三线。沿海工业发达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在一、二线还有各自的小三线；而大三线则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7个省区的全部，湖北、湖南、河南、山西的西部。鉴于战争危险的逼近，毛主席在听取国家“三五”计划汇报后，反复强调制定计划要考虑打仗，要搞战略大后方。三线基地建设军事工程，一、二线也要搞一点，重点是三线，立足于早打、大打，甚至是核大战。当时，苏联的导弹部队布置在我北部边境，而美国在太平洋、关岛已进行了以我国为假想敌的三次核演习。我国主要工业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而且仗一打起来，这些地区首当其冲遭敌打击。我们要抢时间把一、二线的重点工业迁到三线。毛主席还说：“现在不搞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三线建设不起来，我是睡不好觉的。钱不够,把我的工资稿费全拿出来，没有路骑毛驴去。”中央的决策是建立在对战争爆发可能性和紧迫性估计比较重的基础上的，因而具体工作就带有强烈的战备气氛。一分院遵照中央指示精神，从1964年9月开始，派出副院长周吉一率领组建的三线队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陕西宝鸡地区和四川达县地区建立了两个研制生产基地，经过近10年的奋斗拼搏先后竣工投产，为航天事业增强了实力。“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的研制基地、生产基地处于混乱时，一院将某型号发动机的研制生产放在三线基地的山洞里进行，周吉一等一批得力的领导干部和专家被派到三线基地工作。

曾经在三线基地战斗、生活了17年，曾担任过3个型号和“长征二号丙”火箭总指挥，创下过“13战13捷”辉煌的原062基地主任袁连启这样说：“20世纪70年代初，我奉命到四川达县山区建三线，走时，张镰斧副院长要求我必须在规定时间拿出国家需要的产品。我知道要去的地方是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大巴山革命根据地，那里山多、高且林密，峡谷深长，环境恶劣，交通闭塞，地瘠人贫。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建厂盖房，打造出研制生产现代火箭的基地，无异于痴人说梦。可是，中国共产党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党，而且我们的新中国就是从井冈山、大巴山、大别山这些穷山沟里打出来的。就说大巴山达县这个点吧，还是邓小平同志否决了一院最早去选点的勘探组提出的天水市甘家场、街子口那个按‘靠山、分散、隐蔽’原则定的点，要我们搬到达县去。其原因是天水地区地质结构不牢靠，是个地震多发区，每隔几十年就有一次5.5级上下的地震。搬到大巴山地震倒是没有了，可一望无边的高山密林从哪儿选点打下界桩呢？”

袁连启虽然心里一片茫然，但作为共产党员，只能有一个选择，党的需要就是你的生命，你的人生之途。他二话没说打起背包踏上三线建设的征途。袁连启担任一院三线导弹总装生产厂革委会副主任，主管生产、技术、设备、财务等方面的工作，后任代厂长、厂长、基地主任，一干就是17个春秋。

那是大巴山南麓的一条偏远的山沟，工厂就修建在山沟尽头靠山而挖的一个大山洞里。建设大军住的是简易树棚、泥屋，吃的是苞谷、红薯，每人每月半斤咸肉，还要到县城去拉；青菜瓜果得由陕西那边的马帮运过来；一到雨季，就只好请山里的“背二哥”帮忙应急，电影上那些当年老百姓为红军背送粮食的镜头隔三差五地出现在现实中。雨季里，喝泥汤水那是经常的事。这些生活上的困难不算啥，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想想当年大巴山上的红军不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也许我们比他们还强一点呢，至少没有刘湘、田颂尧这些军阀部队的围剿吧！但是，工作任务压下的困难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从厂房的设计、修建，到道路的开通，这些基本建设的工程比起北京不知道要艰难多少倍。一是要在大山里掏出两个大山洞，二是在洞里要修起带通道的两万多平方米的厂房，而且打地基、挖山洞、盖厂房，缺少各种建筑材料，就连盖厂房的砖瓦都得从外地县乡运来。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袁连启率领几千职工和省市派来的施工队，首先铺通了与达县、南江县、苍溪县连接的100多公里的简易公路，把建厂的材料物资抢运进来，作好生产准备。然后，一面走出去招聘、培训人员，一面紧急着手工艺装备的设计和制造以及标准设备的订货运输、安装调试、配套组合等。在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指引下，人还没有安顿好，机器就在山洞里日夜旋转了起来。

基础建设刚一完成，就得按规定的时间拿出符合国家和院里要求的产品。这是一项比开山放炮、盖房、修路更难的工作。袁连启和从一院来的同志们，没有被困难压倒，也没有后退一步，大伙儿都鼓足干劲，迎难而上，像大庆的铁人，一个个挺立在大巴山，一个个冲锋在科研战线的前沿。半年一年不回家，不能和妻儿团聚，因为他们身上肩负着国家使命，他们不能让毛主席睡不好觉，更不能让毛主席骑着毛驴儿进山来。

据说世界第一流的攀枝花钛铁矿的发现，就是抗战时期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地质学家常隆庆，骑着毛驴儿从西昌去泸沽的途中发现的。因为埋藏铁矿的山上长了一片片攀枝花，常隆庆教授在地矿发现的日记上，为这一座座铁矿山岩取了一个通名叫“攀枝花”，并将这一神奇的发现报告了民国政府。民国政府为此在重庆成立了西南地质所。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这个地质所，接收了常隆庆为攀枝花建立的档案。当攀枝花市在西南大三线正式成立后，市政府在中心广场为攀枝花铁矿的发现者——常隆庆塑造了永久纪念的铜像。传说毛主席要骑着毛驴儿来三线的典故，就出自这个故事。

袁连启一定知道这个典故，你看他在这里硬是建成三线第一个现代化的导弹、火箭总装厂。厂区共有10公里，每公里是一个区，其长度比首都总装厂的总装车间还要深长。一旦任务紧急，或是技术攻关的关键时刻，袁连启也像当时全国搞会战一样，把大伙拉出去搞比赛。每区分成组，员工比着劲干，争夺红旗班组，既鼓舞了士气又提高了工效。

一个颇具规模的三线导弹和火箭生产基地建立起来了。张爱萍为此题词：加强三线建设，巩固国防基地。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混乱中，三线基地保证了一院研制的产品又好又快地送去作发射试验，完成了国家交给的研制任务。那时山洞工厂没有派性，干群和谐，团结同心，艰苦奋斗，为增强国防实力，大家一次又一次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了院里下达的导弹产品生产任务。

奋战三线17个春秋，袁连启没休过一次探亲假，每次只借回北京开会的机会回家看一看。基地的员工有的几年回一趟家，有的全家迁往三线，有的夫妻双双长眠三线。他们是献了青春献子孙，大城市北京仿佛只留在他们美好的回忆里。

从风华正茂到霜染两鬓，有多少航天儿女几十年无怨无悔。他们虽然有人晚年退休回到了北京，然而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都献给了茫茫云山中的“三线”。

三线建设集中体现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1979年5月，七机部工作会议确定062基地和067基地不再隶属一院。这时062基地已有员工7600多人，067基地有近8000人。但是062基地的战略武器生产工作和技术要求仍由一院统一计划，统一管理。

（节选自长篇报告文学《天歌》，何建明、天泉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