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彝族作家普飞的长篇小说《红腰带》引人注目。这篇小说是普飞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凝聚了他多年的心血，成为他小说创作的又一高峰。小说以南方边疆彝族山区历史文化为背景，描写了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彝族姑娘林梅在劳动中发现了一个从劳改农场逃出的犯人戴平昌，便与众姐妹一起将其抓住。为了防止犯人逃跑，林梅第一个解下红腰带将犯人捆绑起来。为了表彰她们的这种精神，林梅被评为“全国民兵英雄”，到北京参加代表大会，并且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其实戴平昌是被人诬陷的，案件清楚后，他被无罪释放，依旧做他的外语教师。戴平昌对林梅的印象很深，觉得她很像自己被杀害的女友，于是写信与林梅约会。他们冲破重重阻力，终于走到了一起。但好景不长，在抗震中林梅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小说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真实地记录下了上世纪60年代中国边疆彝族山寨的历史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小说中屡屡提到的“人民公社”、“生产队”、“记工分”、“民兵英雄”、“亩产一万斤”等话语，以及演唱歌剧《兄妹开荒》《白毛女》，吹奏《多瑙河之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活动，都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比如，林梅母亲听说林梅要到北京开会去的消息后，激动地说：“你到了北京，可要替阿爹阿妈好好谢谢毛主席呀！也要替全阿里拉箐的彝族人民好好谢谢毛主席呀！”语言朴实无华，透出了那个时代的气息。

小说的主人公林梅是一个彝族妹子，围绕她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无不具有彝族人自己的特色。小说中扎红腰带的习俗、彝族语言的运用、婚礼的描写、葬礼的渲染，都具有浓郁的彝族文化特色。如解释红腰带，“这种腰带对彝家女人来说特别神秘，男人一般是看不到女人的红腰带的，这就有了看见妹儿红腰带的男人注定要成为那妹儿丈夫的传说”。这一解释，也正好照应了林梅嫁给戴平昌的事实，因为“逃犯”戴平昌当时真的看见了林梅捆绑他的红腰带。

彝族人的婚俗与汉族人的婚俗有很大的不同。小说中彝族姑娘林梅嫁给了汉族老师戴平昌，其婚俗亦彝亦汉，彝汉兼通，耐人寻味。按照彝家的婚俗，新娘在新郎家结了婚之后，就同伴娘和送亲的客人们一起回到娘家，并且一直在娘家劳动和生活，两年之后才到男方家生活。当然，在林梅嫁给汉族老师戴平昌时，这种风俗习惯也被打破了，半个月后，林梅就跟着戴平昌回到了婆家。

彝家的礼节也有自己的特点。当林梅的父亲林家发减刑从劳改农场回来的时候，亲戚朋友纷纷来看望他。彝族人走亲戚的礼物是一升白米（7斤）、一盒红糖、一壶酒、一只阉鸡。这种待人接物的礼节，一方面反映了彝族人的传统礼仪文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经济状况。小说紧紧抓住彝族的现实社会生活进行创作，内容真切感人。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小说为了强调彝族文化氛围，也多次出现使用彝语的情况，如：“阿瓮！奴栽颇，拿薅年颇格？（喂！男人哪，你是哪里人？）”、“落白尼（裤子带）”、“竹尼（腰带）”、“竹诺（腰疼）”、“阿波（老爹）”等。小说中“阿波”用得较多，如“阿波毛主席（老爹毛主席）”、甚至直接就称呼为“秦师长大爹”、“郭大爹”等。这些民族语言的运用无疑增强了小说的民族特征，对于塑造彝族女英雄林梅等人物形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小说的结局写得极为悲壮。林梅在抗震救灾中，为了抢救伤员的生命，竟然献出了1000毫升血，但她并没有休息，仍然与其他人一起扛水泥包，在过桥时由于晕眩不幸跌入河中，壮烈牺牲。这个结尾的描写看似有些残酷，但却反映了作者的良苦用心，那就是为我们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一个真正的全国民兵英雄代表，一个真正的彝家好儿女。

小说《红腰带》中的“红腰带”不仅仅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红腰带，它同时也是作家创作意图的某种象征。它代表了小说人物所处的那个红色的年代：红色政权、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它也代表了那个年代的英雄人物：大公无私的红色战士、一心为公的共产党员。小说中的主人公林梅就是那个时代产生出来的先进人物，是那个红色时代造就的红色人物。

小说《红腰带》真实地描写了那个年代的历史，让那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可以回味历史，不忘历史。同时，它也让那些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了解历史，总结历史。那个近乎于疯狂的“革命”年代，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天天放卫星的狂妄年代，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问题。

小说《红腰带》中的一些描写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对阿公、阿母的看法，小说还是沿袭传统的说法，认为他们都是宣扬封建迷信。现在看来，少数民族中的巫与傩是一种传统文化，不能全部否定，里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按照今天比较时髦的说法，应该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当然，这也只能说是一种时代与历史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