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位俄国奇人爱罗先珂(1889~1952)一度住在鲁迅、周作人兄弟家里,朝夕相处了半年,关系非常融洽。鲁迅先后翻译过他的童话和童话剧,又在自己的纪实性小说《鸭的喜剧》(1922年10月)和若干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位乌克兰朋友。周作人译过爱罗先珂的若干讲演稿,也为他写过几篇文章。
一起同一位外国人建立如此亲密的友谊,在周氏兄弟的一生中乃是绝无仅有的一例;而他们弟兄间的决裂也与此不无关系。
爱罗先珂的经历颇有些传奇的色彩。他早年因病失明,但学习刻苦,精通音乐和文学,并且掌握了英语、日语和世界语,在世界语学界知名度尤高。他先后到过日本、泰国、缅甸、印度等国;1921年因为参加“五一”游行并发表演说等等原因,于当年6月间被日本政府拘捕,然后驱逐出境。他本想取道中国东北回国,因为那时苏俄境内正在打仗,便留滞于中国,先在东北,后到上海,受到中国之世界语者的热情接待。稍后蔡元培校长请他到北京大学讲授世界语和俄国文学,并拜托周氏兄弟安顿照料他的生活。
从1922年2月24日起,爱罗先珂住进了八道湾11号周宅,在这里得到很好的安排和照顾。他住在后院东边的客房里,同周作人、羽太信子夫妇的房间以及信子之妹羽太芳子(当时的周建人夫人,即鲁迅文章中称之为“三太太”者)的房间同在大宅院的第三排,也就是最后一排(亦即所谓“后罩房”)。
这里门前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水池,原是打算种荷花用的;爱罗先珂入住后曾经在里面养了些蝌蚪,因为他希望能够在夏夜听到蛙鸣,稍后又买来鸡和鸭。《鸭的喜剧》写道:“他是向来主张自食其力的,常说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应该种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劝诱他就在院子里种白菜;也屡次对仲密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后来仲密家里果然有了许多小鸡,满院飞跑,啄完了铺地锦的嫩叶,大约也许就是这劝告的结果了。”仲密夫人就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鲁迅在文章中正面地提起她,这是惟一的一次。
据义务充当爱罗先珂秘书兼助手因此也住在周宅的的吴克刚回忆,每当晚饭以后,鲁迅往往到爱罗先珂那里去,长时间地用日语聊天,有说有笑(详见吴克刚《忆鲁迅并及爱罗先珂》,《高山仰止——社会名流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鲁迅在八道湾宅先住第二排的西屋(后来周作人将书房安排在这里,即所谓“苦雨斋”),后来较长时间住在第一排(即所谓“前罩房”)中间的那三间屋子里,每天到中间一排的老太太住处去请安,在堂屋里吃饭;后院一般是不大去的。但在爱罗先珂入住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鲁迅在《鸭的喜剧》里也提到他夜间“去访问爱罗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里;这时一家的人都睡了觉了,天下很安静。他独自靠在自己的卧榻上,很高的眉棱在金黄色的长发之间微蹙了,是在想念他的旧游之地的缅甸,缅甸的夏夜”——那里“遍地是音乐”。在鲁迅的作品中还有一篇略早一点的《兔和猫》,写“三太太”为孩子们买了一对白兔的故事,鲁迅的笔下洋溢着孩子们的欢笑,鲁老太太也看得高兴,全家充满了平和温馨的生活气息。“三太太”的形象写得颇有生气,这在鲁迅作品里也是惟一的一次。因为三弟周建人已经去了上海,这里没有提到他。养兔子的地方在“后罩房”的后墙与院墙之间的夹道里,要看兔子得穿过整个后院绕进去。
爱罗先珂于1923年1月底离开北京去上海,2月底回北京,而到4月中旬就回了俄国,一去不复返了。而就在爱罗先珂离开周宅的3个月以后,周氏兄弟就闹翻了,原因据说是羽太信子胡说什么鲁迅对她有所不敬,而周作人糊里糊涂地听信夫人之言,于1923年7月18日写信给鲁迅,次日上午面交,信中冷冷地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这无异于宣布要同大哥决裂;不过这也可以解释为只是要求“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以免继续发生误会。
鲁迅到后边院子里去主要在爱罗先珂寄居于此、后院里又养了些小动物的那一段时间。有时夜间也去,这本来是陪外国友人聊天解闷的意思,而仲密夫人羽太信子竟不知道乱扯到什么地方去了。鲁迅收到二弟的信以后,完全摸不着头脑,自然要问明这是怎么一回事,但被周作人拒绝了。这实在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拒绝!有什么话如果坦诚地说开了,也许就不至于发生后来兄弟之间的彻底决裂。
鲁迅非常气愤,情绪激动,很快搬出了他一手安顿下的八道湾周宅,携妇赁屋单住,温馨的大家庭毁于一旦。鲁迅生了一场大病——他受不了这样侮辱性的内部伤害。
爱罗先珂暂住八道湾周宅给这里带来了欢乐,不料竟意外地成为引爆兄弟分手的导火线。世界上有些事情实在是变幻莫测,匪夷所思。
鲁迅翻译过不少爱罗先珂的作品,先后印行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商务印书馆1922年7月版)和童话剧《桃色的云》(北京新潮社1923年7月版)。爱罗先珂是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他对暴君和奴才都持一种严厉的批判态度,这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则在于理想主义者爱罗先珂对现实缺乏了解,并且正如鲁迅所说:“他于政治经济是没有兴趣的,也并不藏着什么危险思想的气味;他只有一个幼稚的、然而优美的纯洁的心”(《〈狭的笼〉译者附记》);而鲁迅则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情真所谓洞若观火,思想感情也复杂深刻得多。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称爱罗先珂为“诗人兼革命家”,定位与鲁迅很不同。《知堂回想录》在《爱罗先珂》的上下篇之后紧接着就是关于兄弟决裂的《不辩解说》上下篇。到晚年,他大约也意识到爱罗先珂寄居在他们家的那一段时光同后来的巨大变故不无关系吧。
在《爱罗先珂童话集》出版后,鲁迅又陆续译出了他的《爱字的疮》《小鸡的悲剧》《红的花》《时光老人》等4篇童话,后来收入巴金编撰的爱罗先珂的另一本集子《幸福的船》(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版)中。再往后,爱罗先珂便淡出鲁迅的视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