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祥先生为著名书家，且已久誉近代书法界，系日积月累之功，才名至实归。据张老《自编年谱》记载，其幼岁即随外祖父沈韵楼写字，10岁临《多宝塔》，15岁临《颜氏家庙碑》，17岁参临《麻姑仙坛记》。22岁得旧拓《淳化阁帖》，开始习写行草，临《争座三谢大麻姑仙坛记》，32岁倾力临李北海，得明拓《思训碑》，司唐人笔法。24岁得《麓山》《法华》各碑临写，又先后临《龙门造像》《张猛龙碑》，兼习汉隶《史晨》《西岳华山》等，从以上初学之临写，到中途由真至行，又深悟自己书之力薄之弱，后来参临北碑学峻利高古，学汉隶之清丽刚健与豪放野逸等，可见证一个书家成长的历程和其中孕育一个书法大家所奠基的功底。赵诚先生在《学者，俊彦，书家》一文中曾说，“自古以来，书法技艺超轶者，或为一时俊彦，或为一代学者。所谓一时俊彦，多为长于诗文雅士文人，虽不专攻书写艺术，却颇得书法之妙，甚或有绝妙超尘之作。这一类书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流派的艺术风格，为书艺作出重大贡献，如欧体、颜体。所谓一代学者，多为研究汉字的某一方面专家，虽不以书写艺术为专业，却对汉字结构流变、书写之笔势笔法颇有研究，甚或有华艳逸越之作。这一类书家，有可能研究出一些与汉字结构、书写方法有关的理论，为书学作出过重大贡献，如许慎的《说文解字》，蔡邕的《笔论》《九势》。”赵诚先生此文虽是论述启功先生的，但于张宗祥先生，也甚为切合。张宗祥学者与书家兼合，其文史校勘卓成大家，书艺一事，博采之中渐成一体，于今书坛，无人不识，其《书学源流论》《校淳化阁帖记》《与吴敬生兄论书》《论书绝句》等，堪为中国书学之遗珍，于此，其日升为书坛重镇是顺理顺势之趋。事实也确如此，一些已被炒成书坛大师级的人物，其作品与张宗祥并置，莫不逊色而自显其弱。其情形恰似殷墟甲骨文之弘字，系弓背隆起以示强力，为高为大。张宗祥之弓，平日不被或少被人引拉，故其由强力而示高大事，鲜见书坛。而另有满日飘飞之大师者，则多为门生后人不时拉弓不歇而作成。历史虽时被开玩笑，然历史之订正却会澄清浮泛浅见之论。故张宗祥于书坛大家之名重，日显其端，则系历史之使然，书艺之品质所成也。

作为学者与俊彦，张宗祥于《论书绝句》中更可见出其个性：

一、对徐文长书法，张宗祥评价为“俊逸有余，沉着不足”；面对徐的学生郑板桥之书法，更认为“书法尽中锋”，“有乱石铺阶之喻”，应逊于其师。

二、对赵子昂之书法，张宗祥亦毫不留情予以批判：“独酬应过多，时有烂熳之笔。”

三、对大师级人物董其昌之书法，张宗祥也毫不避讳地指出其缺陷：“然香光胸襟难清旷，仅至唐人，故凋疏之弊，在所难免。”

四、对赵之谦书法，张宗祥明确指谬：“转折起讫之处，因毫柔难尽其力，未能十分斩绝。”

五、作为西泠印社的社长，他于读碑刻之心得警示后辈学人：“南北读碑混刀笔，可怜尽误后来人”。于吴昌硕门徒只求与老师形似，不求神似的行果，张宗祥更是严厉批评“印则乱凿、画则乱涂、书则乱写”。

六、更为惊人的是，张宗祥对严嵩的书法以“厚重恣肆”予以较高评价，而于市场甚为看重之曾国藩书法，张宗祥认为“它非精品，大字尤拙”；对蜚声海内外的康有为书法指斥为“一法不精”（康喜综合）。好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其学术个性在大学养基础下十分特出。

如此犀利的批判个性，于历史上有个性的名家之批评，实乃不谋而合。如马一浮先生与熊十力先生原是好友挚交，1939年马一浮先生在乐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特邀熊十力去讲学，一次熊十力讲儒学义理兼谈治学方法，熊十力所讲对儒学的分析与提倡治学方法为“泛览”一说，与马一浮相左（马提倡精读），熊十力讲完后，马一浮即上台说，“熊子真讲的话完全错误，一句也不能听（熊当即拂袖而去）。”同样，在对待书家的作品作评判时，马一浮与张宗祥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马一浮先生对吴昌硕之评语：“晚近海派如吴昌硕辈，气味恶劣，不可向迩矣！”对其学生丰子恺之漫画，指出其“笔墨痕迹太重，亦是未臻超脱”。又如对书法名家之评价，说“刘石菴结体自佳，而伤于痴肥”，批评郑孝胥“结体未善”等，马、张之批判口吻，何其相似！

张宗祥学术个性的第二个显例，是他既懂医又业余行医，然对中医“五行”加之质疑。我们知道，张宗祥一生自学中医并入列正宗医门，1954年12月被浙江医学院聘请为该院科学研究委员会中医中药组委员，《浙江中医杂志》同时聘请他为编审顾问。张宗祥生平也著有《本草简要方》《医药浅说》《本草经新疏》等。张宗祥同意辩论施治，却反对“五行”一说。他认为五行相生相克之说，多有牵强附合，究其原因，张宗祥认为：“自古至今，自今以至无穷，人类新病，愈研究而愈多，当一病新起，或数年而尽究其因，或数十年而未明其理，必欲强不知以为知，由为解说，于是六经传合五行生克之说起矣。”因此，张宗祥告诫世人，“独不可牵率于太阳，太阴之名，且执著于传经合病之说，一牵率执著，使人如坠五里雾中，迷失方向矣”。郑绍昌、徐洁先生在其《国学巨匠——张宗祥传》中也指出：“在破除迷信、崇实创新的理念下，张宗祥对中医药和中国戏曲，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中医药理论向以五行生克为说，宋人沈括对此已表示怀疑。张宗祥结合五行古论和临床实践，指出五行生克这种原始理论，不能真正说明中医药的病理和药理。其中牵强附会、荒诞无稽之处，比比皆是。中医药的可贵在于药效和用药的准确。剔除五行生克之说，集中精力研究中药的药理和辩证施治——治病同时兼及全体的医理，则将有力地推动中医药的发展。”张宗祥对五行之积弊，还有一针见血的批判：“中医喜以五行生克之说谈病记，实为不妥。且说药亦拘泥于寒温润燥之言，不究真正治病之效。李时珍所编《本草纲目》虽为本草最博识，但药方收得少，无用之物收得多，徒费纸墨。且为时已三百年，药之产地、药之功用，均已不同……求中国医理，食药物之功用及用药之经验不谈，而徒泛论五行生克虚无浮泛之理，宜乎中医之日以不振乎。”此外为“五行”一说，张宗祥又求问于《尚书·洪范》（五行一说最早见于《尚书》），并借鉴于古代名医扁鹊等，其做学问之慎密，见解之不囿于陈规，学术个性之根基也更扎实。

张宗祥在校注古籍中，其学术个性也相当突出。此一为其力作《论衡校注》（2010年重版）之《校注论衡序言》中所力排众人对《论衡》作者王充的多方攻讦。张宗祥首先对攻击者之“孔子不宜问，孟子不宜刺”一说予以质疑，后说善恶“古无定证，更无定论。性善之说，一隅而已”。又说，“圣贤，人也。人，物也。”此于客观、高远之眼究事物、察圣贤、达义理，实为文中侠士之勇也。而对其针对王充“诘难仲任者，必欲仲任叙其祖、父为不任气，不遭豪家之怨，方合于孝乎”之“曲仲任之笔”，先生更于“陋儒世俗之言，未可准也”地给予严厉批判。并即以褒颂“《论衡》一书，九虚、三增以癖虚妄，明死无鬼，明死无知，葬当从薄，灾不自灭。当谶纬盛行之世，五行说胜之时，独能标真义、疾虚妄，无援无助，奋孤笔以战古今，此真特立卓见之士”，勇对定论与众说，大胆挑明自己观点，为王充与《论衡》作辩，张宗祥是历史上第一人，亦为正义之笔仗义执信之典范。

此二为张宗祥编撰《礼记》的工程。《大小戴礼记合纂》一书，系戴德八十五篇之《大戴礼记》与戴圣删《大礼》至四十六篇之《小戴礼记》，后又有马融又以《月令》《明堂位》《乐记》合入《小戴礼记》成今日通行本《礼记》。（此说亦在学界有争议，此处不论）而张宗祥先生则以李清《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之例，合纂成《大小戴礼记合纂》。所以在《国学巨匠张宗祥传》中，作者将此举称张宗祥为“中国经学的改革家”，是突围了乾嘉学派墨守陈规者，首创了中国经学的合纂。可见勇于创新，敢于走险，亦为张宗祥之学术个性。

此外，张宗祥又与国学大师章太炎一样喜收藏古玩字画，但又都从不是吝啬鬼、守宝奴。并由此自我培养处世审美境界。章太炎先生在其《遗嘱》里，清楚写明“余于器玩素不属意”。张宗祥曾在家信手札（《张宗祥家信手札》，王学海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提及“有钱买点古董、书画玩玩……玉器可以说杭州好一点玉器皆聚在我寓中了”。然张宗祥亦立下遗嘱，嘱家人将自己所藏古玩玉器字画悉数捐赠给了国家（见“铁如意馆张宗祥生平事迹介绍”）。也曾听说抗战期间，蒋百里一日去张宗祥寓所，先生不在，蒋百里见其书桌上有一玉，甚喜爱，便随手取走。后张宗祥先生返家，查玉如何不见，知密友蒋百里来过，便说此玉尚一般，百里既喜玉，当予好的相赠，即从抽屉里取出一块上等好玉，亲自去蒋宅给百里送去。爱玉而不沦为玉奴之豪爽性格可窥一斑。也由此，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在章太炎去世后选择墓地和规格征求张宗祥意见时，张宗祥即对其言：太炎先生名之流芳在学术不在墓地大小，于是章夫人便采纳张宗祥意见，墓地墓碑等均从简办之。

张宗祥其中著名的一本校勘校注的书叫《越绝书校注》，在学术界，这本由张宗祥校注的书，被称为是“有史以来对《越绝书》的第一个校注本，也是惟一的一个校注本”（李步嘉《越绝书研究》），是“在《越绝书》注释方面开了先河”。“惟一”、“开了先河”，如此高的学界评价，来源于张宗祥在校注《越绝书》时的两个特点：一是以明正德己已翻刻宋本、双柏堂本、张佳胤本、明万历年间翻刻元本、嘉靖二十四年孔文谷刊本、嘉靖丁未陈垲刻本、吴琯古今逸史本、程荣与河镗汉魏丛书本二种等八个版本进行多元广览地校注；二是用对校与本校互证（即上下文对校，再予本文本互证）——“多元广览校注”及“对校与本校互证”，其学术个性不能不谓之鲜明与独特。

在敦煌经卷的研究考证中，见有当代专家黄征之博士生赵红著《敦煌写本汉字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4月版），其在《敦煌写本书写形式》一章中，又专门详细介绍了敦煌经卷书写的纸张和形制，特别对“硬黄”纸的形成（打纸）及今日研究成果作了阐述，然却忽略了古人为何要这么考究之因。而张宗祥在任京师图书馆主人时，“穷两年之力，成目四卷”，即编成善本书目四卷。在此间，张宗祥更对敦煌经卷作了研究：“而敦煌写经七千余卷字，传者尽属硬黄，又足证古人喜书素绢，实为爱用光纸之故。”张宗祥在这里不仅为我们研究出了为何古人造纸要这么煞费苦心，花工夫下成本去让纸在热熨斗上匀涂黄蜡，轻轻捶打成高级光滑的硬黄纸，实是因古人喜用光纸书写之故。并又能从中进一步推导出古人喜用素绢书写，也是由此而来的道理。这种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研究中，能以犀利之眼光、深厚之学养，一眼洞穿其奥秘，又在释奥之时散发学科交叉研究的多元思路，诚执逻辑推导来引出人们对历史事物的新认识，张宗祥此学术个性当应更为后人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