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读宋史之〈宋太祖〉》（以下简称《宋太祖》）在央视“百家讲坛”播出的同时，图书由大象出版社首印23万册发行。从听众、读者的的热议乃至签售实情来看，他们对此书的青睐并非盲目跟风。这一个例折射出大众对历史的普遍需求并没有消减，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尊重历史真实基础之上的大众史学应该如何书写与讲述，这是史学大众化的一个严肃课题。

严谨的学术性为根底

在王立群教授看来，当下的历史读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业性的，即史学专著。它通过大段的引文、详细的注释、烦琐的考证以及需要经过严格训练才能掌握的话语资源来呈现，理所当然地被限定在专业研究者以及意欲成为专业研究者的相对狭窄的圈子中传播；第二类是普及性的，它需要并且依靠历史文献的资源但拒绝大段的引文与烦琐的注释，通过排比历史事件的诸种争议、强调历史事件的细节与分析并以通俗易懂且不排斥流行语词的语言方式来呈现，顺理成章地成为大众史学的主要形式；第三类是娱乐性的，它喜欢野史艳史，关注奇闻逸事，甘心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追求“娱乐至死”。王立群教授将《宋太祖》定位为“比较靠谱的大众历史读物”。

历史研究在不同层面上至少表现为三个不同的目的：追求事件的真相、明智明理、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无论何种目的，其根基必须建立在严谨的学术性上。只有具备了专业性的根基，才有可能撰写出真正普及性的大众历史读物，这样的历史就叫“靠谱”。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去粗取精，辨伪存真，绝非易事。一则文献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会遮蔽了历史的真相，必须辩伪存真。二则宋代开始大量雕版印刷，传世文献汗牛充栋，去粗取精的工作亦颇为困难。史料分为一级文献、二级文献、三级文献。一般而言，一级文献是较为真实可靠的，二级文献运用时则要区别对待，要相对谨慎，三级文献则能不用就不用。王立群教授对史料的选择与使用相当严谨，也由此使其读史系列图书与追求“娱乐至死”的历史读物有了明确的分野。《宋太祖》一书，依据的主要典籍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其次是《宋史》，再次则为宋代的笔记，而《宋朝纪事本末》等据之再编的文献则一般不用。严格而言，《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均非第一手的资料，其主要来源则是宋代的《实录》与《国史》等等，但在《实录》与《国史》已经佚亡的情况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已经具备了事实上一手资料的性质，而且这些属于正史，编撰相对严谨公允，理所当然地成了《宋太祖》一书的主要材料来源。王立群教授对宋代笔记的选择与使用上非常谨慎，在确定某种笔记本身的性质基础之上，往往以笔记中的材料作为一说，只有与正史的记载能够相互印证时，才作为信史使用。

孤证不立。《宋太祖》一书，有依据的主要典籍，但在一些存有争议的问题上，会纲目清晰地列举不同典籍中的不同记载，进行排比分析，在矛盾与重合中逐步挖掘历史的真实。此种谨慎的历史书写不仅保证了史学读物的学术品质，也使此类读物具备了较强的可读性。

与其他读者一样，王立群教授亦是历史的读者，有一己之倾向。但是，他同时还是《宋太祖》一书的作者，在史学大众化的普及过程中，他更多的是历史阅读的引领者，需要的是客观公正，从原文老老实实的解读中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不是为了求新而求新，更不会搞“一言堂”，因为历史可以“为我所用”，但绝对不是“惟我所用”。“不讲一家之言”（王立群语）的态度与做法对大众史学尤为关键，它理应成为大众史学书写的一个根本原则。

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底，让《宋太祖》一书扎根于坚实的学术土壤中，从而与“漫谈”类的漫无边际、“戏说”类的娱乐至上划清了界限，也由此使王立群教授的读史系列成为真正靠谱的史学读物。

深邃的史识为内里

历史的传播有不同的路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传播历史，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优秀的历史传播者。历史学家必备“才、学、识”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尤以“史识”最为重要。《宋太祖》一书在忠实原文讲述历史的前提下，通过对事件的条分缕析、探源追索，展现了深邃的历史观念。

第一，对比差异，条分缕析。

讲史有两个支点，一是讲述历史事件过程，介绍人物故事；一是以史为鉴，立足当代评点和解读历史。这两个支点看似简单，真正做好却非易事。首先，历史已然过去，我们看到的历史是记录下来的、经过选择的历史，从被记录下来那一刻起历史便已开始远离真实，勿论历史记录中刻意造假的存在。其次，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在接受历史之时，面对同样的材料，囿于不同的因素，结论自然有所不同，甚或迥然有别。在此种情况下，我们惟一能做的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

面对远去的历史与层累的构造，该何去何从？从众说纷纭的记载中条分缕析，从错综复杂的叙事中抽丝剥茧，从而接近历史真实，这是王立群教授的一贯做法。

在解释的过程中，王立群教授扮演的是断狱老吏的角色，基础调查，广辟线索，锁定嫌疑对象，定罪结案，在文献记载的阙略或相互矛盾抵牾之处，见微知著，追索历史真相。以“斧声烛影”、“非常事件”为例，《宋太祖》将两个版本的详情呈现给读者，读者通过直观的文字差异可以形成自己的预判。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对此文字差异导致的赵匡胤之死的两种不同观点，即“正常死亡说”与“非正常死亡说”的对比分析，分别从作案动机、作案时间、作案之后的异常表现等方面给出了有力的分析，最终将犯罪嫌疑人锁定为赵光义。王立群教授能够准确破案，这就是比较分析的力量。

第二，以小见大，以点带面。

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有时候细节对历史发展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细节不可忽视，历史著作除却大的背景之外，还应该从细节入手，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发掘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性内容，普及性的历史读物更应如此。

从第一本百家讲坛系列图书《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起，先后有项羽、吕后、秦始皇、刘邦、赵匡胤等人物传记类的著作问世。看书名，似乎王立群教授讲的仅是帝王的生平事迹，实际上，这些系列图书是以人物为中心，奉献给我们的是秦朝的发迹、发展、兴盛与灭亡的全过程，汉代的打江山、定江山的图景，大宋王朝的建国历程，通过实实在在的人物、事件，展现历史变迁。枯燥乏味的史料堆积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有血有肉、具体可感的人物，这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深邃透彻的历史评论与以点带面的探索方式，二者的关注对象有异，却殊途同归。二者又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从千丝万缕的历史细节发掘背后的盘根错节，讲解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传播历史经验，由此日益接近历史的真实。

多样的趣味性为支撑

王立群教授讲史特别重视历史的趣味性，这是史学大众化的重要手段。趣味性是对现代史学研究过分强调规范的反动，是与历史普及极为契合的样式。《宋太祖》以不同的文学手法，实现了在趣味性中普及，在普及中提升兴趣的效果。

第一，引人入胜的标题。《宋太祖》每一讲皆有大标题、小标题。大标题概括主旨大意，40个大标题基本是四字为主，言简意赅，句式凝练，在有限的字眼里设置悬念。具体而言，一是题目内容本身的吸引力。在宋太祖的一生中，有几件事情是绕不过去的，而且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被多次强化传播，成为与赵匡胤形影不离的话题，即“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烛影斧声”，这关涉赵匡胤的个人兴起、王朝稳固与命运归属的问题。一是题目设置的吸引力。《宋太祖》的大标题中，有的显示出悬疑性，有的比较新颖，有的则直击人的感情。小标题则综合运用各种方式，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形成了不同的标题类型。一种是让历史人物说话，如《百炼成“真”》一讲，分别用赵匡胤、赵光义、赵恒及赵普的独白结构全篇；一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如《关键先生》，“先试试刀”、“初征南唐”、“再征南唐”、“三征南唐”，说明赵匡胤的“关键”所在；一种是按逻辑层次逐步推进，如《太祖誓约》一讲，有转折，有递进，层层推进。

第二，流行新潮的用词。

王立群教授的讲史素以“沉稳”、“儒雅”为主，然而“严谨”、“厚重”并非与现代绝缘，更不是与新潮划清界限。这种讲史风格在《大风歌》中渐成气候，到《宋太祖》中渐入佳境。有直接引用网络用语者，有化用影视曲词、诗词、俗语者。这种风格的尝试与成熟，首先造就了一种既“陌生”又“亲切”的效果。在人们接受了王立群教授“儒雅”的主打风格之后，现代网络用语的恰当嫁接，让人们在惊呼之余油然而生一种新奇感，使图书的阅读群向年轻一族张开双臂。其次还造就了“亲民”的路线，“亲民”自然是史学大众化、普及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第三，一波三折的叙事。

文章写作最忌平铺直叙，一览无余。经过精心的构思、层层的铺垫，适时地抖出“包袱”，对于提升著作的趣味性至关重要。《宋太祖》在谋篇布局上力避“平”，恰如其分地设置“波澜”，形成了一张一弛、跌宕生姿的效果。随着叙事人态度的变化，读者感受了不同的情感体验，时而迷茫无措，时而恍然大悟，时而感觉不过如此，时而拍案叫绝，构建起历史与想象之间的张力，并对此产生共鸣。历史写作文学化，可以促进史学的大众化，但必须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不能以牺牲真实来博取趣味。这是中国传统史学中所谓的“史笔”与“文笔”的调遣问题。在“史笔”与“文笔”的比例、层次等方面，《宋太祖》实现了很好的设定与均衡，为史学的大众化创造了一个典范。

王立群教授读史系列的成功给我们至少两点启示：历史是人的历史，完全可以人物为中心进行书写与讲述；历史的书写不能排斥而且需要文学化的书写。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穿越历史的间距，真正实现历史的大众接受。

沉稳严谨的探索、冷峻独到的思考、诙谐幽默的笔致、涵容蕴藉的胸怀、关注现实的自觉，无疑构成了王立群教授写史、讲史的基本特征。王立群教授的史学著作不仅是“靠谱的大众通俗读物”，能够满足大众了解历史真相的需求，而且还是“有趣的学术著作”、历史研究的入门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