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戏剧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着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也说明了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密切关系。从1935年梅兰芳赴苏联演出所产生的影响，到我国翻译俄罗斯的剧本和理论著作，排演俄罗斯名剧，接受俄罗斯演剧理论影响，再到近年来两国话剧界演出交流。在此过程中，既有中俄戏剧在交流中所产生的相互影响，也有在学习与借鉴中的发挥与创造。

俄罗斯戏剧在中国的演出

中国最早演出俄罗斯戏剧是在1921年，至1930年代逐渐增多，演出水平也越来越高，至1940年代演出范围越来越大，至1950年代形成高潮。

1921年10月，天津南开新剧团为庆贺本校十七周年，演出了俄国剧作家果戈理的名剧《巡按》（即《钦差大臣》）。1930年5月，辛酉剧社在上海中央大会堂演出契诃夫名剧《文舅舅》（即《万尼亚舅舅》）。1932年9月，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上海戏剧协社演出俄罗斯戏剧《怒吼吧，中国！》。1935年10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1936年11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卡尔登大戏院连续演出三大名剧：《大雷雨》《欲魔》《醉生梦死》。1945年苦干剧团在上海辣斐大戏院演出师陀、柯灵改编、黄佐临导演的话剧《夜店》。

影响比较大的还有解放区演出的俄罗斯戏剧。1939年底，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曾出现过一阵“演大戏”的热潮，演出剧目除中国名剧外，以俄罗斯戏剧为最多，如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演出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契诃夫的《求婚》《蠢货》《纪念日》，1941年演出独幕剧《海滨渔妇》《钟表匠与女医生》，1942年演出鲍戈廷的《带枪的人》等。1940年11月，为纪念十月革命23周年及晋察冀军区成立三周年举办的戏剧节上，华北联大文艺学院、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敌剧社等联合演出根据高尔基小说改编的大型话剧《母亲》。1941年西北青年救国剧团演出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1942年抗敌剧社演出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剧《大雷雨》。

1944年5月，《解放日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连载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创作的话剧《前线》（萧三翻译），该剧批判狭隘保守、凭经验主义指挥的前敌总指挥戈尔洛夫，表彰努力学习新事物、按前线实际情况灵活指挥作战的青年军长欧格涅夫。剧中有个记者叫客里空，专门制造假大空新闻，报喜不报忧，违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当时根据地，凡是遇到保守固执的人，人们就称他为戈尔洛夫；遇到善于学习新事物、实事求是而又能干的人，就称他为欧格涅夫；遇到吹牛说大话，搞“假大空”的人，人们就直呼他为“客里空”。该剧由中央党校和鲁迅艺术学院演出，引起轰动效果。此后，各根据地的剧团也陆续上演了《前线》。

解放后，中国各大剧院演出俄罗斯戏剧越来越多，主要剧目有《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尤里乌斯·伏契克》《大雷雨》《为了革命》《叶绍尔夫兄弟》《红色宣传员》《小市民》《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俄罗斯人》等。

中国戏剧在俄罗斯的演出

中国戏剧在俄罗斯演出影响最大的当属梅兰芳1935年的访苏演出。

1934年，梅兰芳接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于1935年3月抵达莫斯科。从3月23日起，梅兰芳在莫斯科音乐厅公演6天，演出6出戏：《宇宙锋》《汾河湾》《刺虎》《打渔杀家》《虹霓关》《贵妃醉酒》；还表演了6种舞，即《西施》中的“羽舞”、《木兰从军》中的“走边”、《思凡》的“拂尘舞”、《麻姑献寿》的“袖舞”、《霸王别姬》的“剑舞”、《红线盗盒》的“剑舞”（见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高尔基等苏联文艺界知名人士都到现场观看。4月14日，苏联文化协会举行座谈会，由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主持，苏联文艺界代表人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泰伊洛夫、爱森斯坦等，以及正在苏联访问的欧洲艺术家戈登·克雷、布莱希特、皮斯卡托等也参加了座谈会。

苏联艺术家对中国戏剧做了精辟准确的评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贯主张现实主义的表演，反对脱离生活的形式主义。他认为，梅兰芳的现实主义表演方法，可供他们探索研究。他非常重视苏联民族形式的优良遗产，同时也善于吸收外来艺术的优点。他说中国戏是有规则的自由动作，还认为要成为一个好演员或好导演，必须刻苦地钻研理论和技术，二者不可偏废。丹钦科也认为，中国戏合乎舞台经济原则。

梅兰芳原计划在莫斯科表演5场，在列宁格勒表演3场。后因观众购票空前踊跃，经苏方要求，遂改为在莫斯科演出6场，在列宁格勒增加到8场。最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又请梅兰芳在莫斯科大剧院再加演一场，作为临别纪念。这一场，梅兰芳谢幕多达十八次，这在该剧院舞台演出史上亦是一桩破天荒的事。许多观众聚集在剧院门口渴望一睹梅兰芳的风采，以至需由警察维持秩序开辟一条小道，才能使梅兰芳登上汽车返回旅舍。那些日子里，甚至马路上的小孩看见衣冠整洁的中国人走过，都会喊一声“梅兰芳”。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观摩梅兰芳的演出后，对京剧着了迷，次年他专门写了一篇《论中国戏曲与间离效果》的文章，兴奋地说：“多年来所朦胧追求而尚未达到的，在梅兰芳却已经发展到极高的艺术水平”。可以说，梅兰芳的精湛表演深深地影响了布莱希特戏剧观的形成。

1957年，梅兰芳到莫斯科演出京剧《贵妃醉酒》《白蛇传》，同样引起很大反响。张奇虹导演回忆老师阿·波波夫看梅兰芳演出非常激动，她说：“记得1957年梅兰芳到莫斯科演出《贵妃醉酒》《白蛇传》。那天波波夫和克涅别尔特别兴奋地走进教室，停止了《李尔王》的排演，从下午4点到晚上11点用了整个晚上谈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也谈到法国的表现派、德国的布莱希特等。阿·波波夫说，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是体验派，内心体验和中国京剧优美的表现派融为一体的表演艺术。”“梅兰芳在他的《贵妃醉酒》三次下腰喝下三杯酒，通过他的肢体、舞步、唱腔、眼神、手势的表演，全在人物的内心体验中艺术地呈现在舞台上。我虽然听不懂，我看见了，我感受到了。他把人物内心的痛苦、哀怨、凄凉达到了极致的美，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他还说：“感人的表演是第一自我控制着悲情，第二自我——角色又在人物的体验中，这是高超的体验表演艺术”。

苏联上演的中国戏剧作品还包括：上世纪50年代，苏联演出中国戏曲《西厢记》，剧名改为《倾杯记》。1958年3月8日，苏联中央艺术剧院首演了曹禺的剧本《雷雨》。苏联戏剧艺术家波里斯·沃尔金看过演出后，写了《〈雷雨〉在莫斯科演出》一文。文中说，“观众从一开头就热烈地欢迎这个新（戏）的演出”。演出前，苏联功勋艺术家、剧院的总导演弗拉基米尔·戈里德费里德报告了排演该戏的意义。“在首演的晚上，剧场里一再爆发出掌声。演出给观众深刻的印象。戏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观众的欢呼声：‘曹禺，好！’‘导演，好！’‘克拉斯诺波里斯基（扮演周朴园），好！’‘库兹涅措娃（扮演繁漪），好！’扮演四凤的演员拉里西·库尔丘莫娃的表演也给人们带来强烈的印象……她扮演的四凤征服了观众。”当曹禺知道在莫斯科上演他的剧本后，立刻给剧院写信：“先进的苏联剧院又一次上演中国的剧本，我很激动。我们看到中苏人们持久的兄弟般的友谊在这里得到了具体的表现。祝你们的工作获得成就！曹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全体同志给中央运输剧院的电报中说：“我们深信，在你们的舞台上演出《雷雨》将大大地增强中苏人民的兄弟友谊的巩固，将促进我们两国之间和剧院之间的文化交流。”

苏联的普希金剧院1958年也演出了《雷雨》，剧名改为《台风》，导演阿·柯索夫。柯索夫曾给曹禺写信，交流他对剧本的分析和看法。曹禺热情地写了回信，并解答了他的问题。

1958年3月，《马兰花》在莫斯科中央儿童剧院上演，剧名改为《神奇的花朵》。该剧导演是著名戏剧大师克尼碧尔。我国在苏联国立戏剧学院的留学生陈顒、张奇虹和王希贤担任了实习导演，帮助演员学习中国民族戏曲风格和插舞。该剧舞蹈由曾在我国任教两年的苏俄功勋演员查普林编导，婚礼舞蹈和假面舞给演出带来了鲜明美丽的色彩，舞台上表现出浓厚的中国民族色彩。这次演出受到莫斯科文艺界人士的重视和观众的欢迎。

1987年11月，苏联新西伯利亚市红色火炬剧院演出了剧作家刘树纲的名剧《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由张奇虹导演，舞美设计苗培如。这是中国导演执导的中国当代话剧第一次在苏联舞台上演出，首演效果非常好，一票难求。

1991年上海京剧院在莫斯科演出京剧《曹操与杨修》，2011年6月，北京人艺在莫斯科演出了话剧《雷雨》，2012年北京京剧院在莫斯科演出《白蛇传》，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相互学习中增进友谊

中俄戏剧在交流中不仅增加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也增加了艺术创作上互相学习的机会。中国话剧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俄罗斯戏剧的影响更大，中国艺术家探索话剧民族化道路，是以俄罗斯戏剧、特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为基础的。在这方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焦菊隐是突出的一位。焦菊隐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翻译契诃夫的《海鸥》《樱桃园》和丹钦柯的《回忆录》（中译本《文艺·戏剧·生活》），并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导演理念，明确提出话剧“民族化实验”的主张，“以其对中国戏曲的智慧和精神的坚信，创建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民族演剧学派”。《龙须沟》《蔡文姬》《虎符》《武则天》就是他导演理论的成功实践。

近年来，中俄戏剧交流演出越来越多，莫斯科艺术剧院来北京演出《小市民》《樱桃园》《白卫军》《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俄罗斯波罗的海之家剧院演出《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俄罗斯叶普盖尼·瓦赫坦戈夫国立模范剧院演出《群魔》；俄罗斯圣彼得堡亚历山德琳娜剧院演出《婚事》等剧目，为两国艺术家提供了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