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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笛诗歌创作的双重寂寞 □王 芳 2018年08月24日 来源:文艺报

综观辛笛75年诗创作生涯(1928年—2003年),他早年的寂寞寄寓在个体对生命的感悟中而带有忧郁的色彩;而后伴随人生历程,他的寂寞感受遂交织在其人生理想追寻的迷惘与孤寂生命的挣脱中,而逐渐渗透在对祖国前途的忧患及对现代文明的思考无力拯救的无奈与希翼中,但最终诗人完成了以个体生命融入时代社会的人生历程。

辛笛生于20世纪之初(1912年),有师从鲁迅等文化先辈弃医学文的经历。早年辛笛生命中相失于亲人、相别于友人的经历使他过早体验到人生孤独的处境,而产生了自伤幽独的寂寞心绪,并在其诗行中体现出来,如《夜别》《生涯》。而后伴随人生阅历的丰富,辛笛在诗行中悲悯失落了光明的盲人和辛苦求生的夜行人孤寂的命运,而使其生命的寂寞感受增加了社会性,如《弦梦》《冬夜》等。及至诗人把个体生命的寂寞感受,上升到“一生能有多少/落日的光景……/行人在秋风中远了”的诗句,更为我们揭示出人类在宇宙中的孤独处境,以及个体生命终将寂寞的必然性。诗人写于异域求学之时的《挽歌》,像是一个孤独寂寞者的宣言:不在时间里失落,而选择相信“智慧是用水写成的”。在“异域篇”的诗行中,一位去国求学者的幽独情绪和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时常交织在一起,而辛笛诗歌中的寂寞感受也由此变得深广而厚重起来。他叹“年光之渐去”;他感觉“十月的雨如箭”;因为欧战阴云,他更听到“万年海的潮音”,多少“白骨在沙里笑”,感悟到个体生命最终将被时代历史大潮遗弃的无情处境。但作为一名求新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意识到自己没有时间悲哀反而更感到时间的紧迫,“在时间的跳板上”,“灵魂/战栗了”。从“咆哮不过是寂寞的交替”、“我想呼唤遥远的国土”、“是一个永远失去了夜的……”的诗行里,我们感受到一个海外游子对祖国前途的深深寄念和忧虑。40年代归国之后的诗人辛笛,他教书写作的人生理想因战争的现实未能实现,但他并未沉沦在人生抱负未付实现的遗憾里,而是写下了《风景》,“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把诗人“小我”的寂寞与内战方酣,和平未就的忧国之思融合在了一起。同时诗人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来思考现代文明与人的关系。30年代他在《休战纪念日所见》就得出“20世纪的故事/便是车马驾着御者”的结论,认为现代文明对人类的驱使和鞭打,其实是一种堕落和倒退。40年代《文明摇尽了烛光?》是对中国现代城市文明的进一步反思。他再次意识到现代文明给社会带来的不全是希望和幸福,而是让“不幸的一群”更加不幸。而他更加悲哀的是“文明摇尽了烛光/沙漠上不见‘人’影”, 在“庞大的灰色象”的现代文明笼罩下,个体对人性和光明的向往和呼吁正如“呼喊落在虚空的沙漠里/你像是打了自己一记空拳”(《寂寞所从来》),可以看出辛笛的“小我”的寂寞深深渗透在对中国现代文明的思考而无力拯救的无奈和悲哀中。

上世纪80年代,带着对生命永远的情热和对祖国永远的希望,诗人在《呵,这儿正是春天》里才“重新漾起了对青春、对光明的向往”。对友人,辛笛悄悄说,“这正是当日落花般的轻愁/来自香山深处”。晚年辛笛诗歌更多通过哲学思考来超越内心隐忧,使生命本体上升到更高的境界。诗人说“花落了枝还在/明年它再开”,“看时光流转/绚烂归于平淡”,沧桑岁月积淀了诗人的智慧,诗人的智慧更丰富了蹉跎岁月,而诗人终于在经历生命沉潜后达到人生的坦然和通达境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辛笛是一位有着自己诗歌创作特色和艺术追求的诗人。谢冕先生就指出,“辛笛的诗深曲地表达了情感的复杂性,细微地体察出人之常情,而传达出婉转缠绵的美感,直接继承了五四以来新诗崇尚艺术审美的一路诗人的传统。”(《依然一棵年轻的树——贺辛笛先生诗歌创作七十周年》)辛笛抒写“寂寞”情感并非一味地在生命暗淡的光里低徊,而是婉转、婉转、再婉转,最终在黎明玫瑰色的余绪里收结,令读者回味无穷。而辛笛对于诗歌创作更有自己的追求。或许是基于“一生能有多少/落日的光景?”的时间意识,辛笛诗作注重瞬间感受,而尤其把“感觉”作为写诗的第一要素。他认为:“大凡能感觉到的东西最真实,因为感觉存在的一瞬间最为亲切,诗把一瞬间的感觉写出来就真实,最新鲜。”(《诗之魅》)这一诗学观显示出辛笛是一位深谙诗创作之道,拥有感觉智慧的诗人,因为无论是情感还是包裹着情感的理性思想都必须诉诸于感觉的智慧,最终找到相应的意象才能连缀成诗。辛笛的艺术手法也是独具特色的,他擅用通感方法,以色彩的明暗来对应内心情绪的冷暖,以意象的重叠来渲染循环往复的内心状态。他更擅长运用长短句式的节奏配合内心情绪的跳动和流转,以音乐的方式把缠绵婉转的诗情表达出来。他提出的“语言流”诗学思想对于现代诗体建设具有很是价值的借鉴意义。台湾诗人痖弦先生认为“辛笛的诗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纯正诗流一贯发展的代表”。他深深理解一位亲身经历20世纪中国历史,为常人所不能理解的诗人生存及创作的不易,他尤其赞赏辛笛坚守艺术追求的可贵精神。

辛笛诗歌创作的第一个沉默期始于他从留学归来到抗战结束。他自述其时心境:“因为避乱改习了生意,如是我的思想和情感一直在深深的静默里埋藏”,诗人被迫放弃其人生理想,中断诗歌创作的心境由此可见一斑。抗战胜利以后重拾文字生涯的辛笛,和每一位有识之士一样怀抱着实现和平民主社会的强烈愿望,更是试图使创作方向从个人情感抒写向人民大众情感抒写的转变,成为一只“要以全生命来叫出人民的控诉”的布谷鸟,成为“中国人民的代言者”。他因此写出了《夏夜的和平》《“逻辑”》《警句》《风景》等系列描写中国社会现状和现实关怀的诗歌。但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辛笛,彼时他的工作和生活并未真正深入到人民大众当中去,他当时的创作处境正如同《中国新诗》第一期发刊词所说:“我们现在是站在旷野上感受风云的变化”,因为无法对大众疾苦感同身受,而把人民的忧患融化于个人的体验之中,很难找到表达“大我”的感觉和手段。在《识字以来》中辛笛透露出他创作方向转变过程中的困惑及迷茫。他感觉“捉不住那时远时近”的“崇高的中心”,在经历创作上的艰难实践之后,辛笛表达了做一只“哑嗓子的陀螺”的无奈选择。但这种选择是痛苦和寂寞的,因为辛笛又说“案头历与我的书”在“一叶一叶揭过去”,他始终“无法做一个悭吝的濯足者”,他在痛苦的自省过程中试图作着靠近“崇高的中心”的转变,但又始终“勉力自持/只作成人生圆圈里的一点”。

辛笛新诗创作的第二个沉默期正是辛笛在清醒认识下作出的明智选择。1949年7月去参加完第一次文代会以后,辛笛因此经历了近30年的新诗创作沉默期。抒写旧体诗就成为他在中国那段特殊年代下艺术之旅的继续追寻。他以旧体诗写下“莫言自判兰因误,生既当门理应锄”的自嘲诗句,似乎表明因为自己艺术追求不合时宜遭受被锄的不公平命运是理所应当的,但诗人同时借用前苏联女诗人尤丽娅·德鲁尼娜的诗句“三十年我做的事如此之少,/可是希望做的事很多很多!”来抒发他在那个年代不能按照自己艺术追求自由创作的无奈心境。其时诗人孤寂压抑的心情也悄然流露在诗中,《花梦》“一帘花梦春犹浅/待得人来始觉香”,“花梦”正代表诗人从事现代诗创作的理想,在短暂的春天里未能如愿以偿地实现,而诗人等待的那个尊重艺术创作自由的“人”也并没有到来。辛笛更有诗云:“艰难不作酸辛语,自向溪桥听水声。到眼青山最堪恋,一生误我软红情。”(1971年)但我们要说“耽误”辛笛一生的不是“软红情”, 如果说诗是生命的艺术,我以为正是蕴含在生命中的情感成就了诗人及其作品的生命力和韵味的深长。

正是“一生能有多少/落日的光景”, 而辛笛的诗并未失落于“落日的光景”,而是凭借“月光的点染”,向我们展示了“你最美也不孤单”的诗美魅力和诗人“由坚凝取得了永久”的人格魅力。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国际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