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作家蒋光慈是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也是最早被中国共产党秘密派往苏联“取经”的先行者之一。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当是无产阶级一个重要的战斗武器，应当是“为光明而奋斗的鼓号”。因而在革命的队伍中蒋光慈拿起了文学的武器，利用文学作品倡导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任何价值判断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与革命的联姻是历史与现实情境的必然选择。蒋光慈的革命小说《少年漂泊者》对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主要叙述16岁的皖西乡村少年汪中，父母被地主迫害死亡成了孤儿。在流浪生涯中，当过学徒、奴仆、乞丐、茶房、工人、囚徒等，最终选择加入黄埔军校，在革命的炮火中壮烈牺牲。作为蒋光慈的第一部小说作品，中国“革命小说”的发轫之作，《少年漂泊者》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册的新篇章。

首先，小说完成于1925年11月，及时而深刻地展现了从“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时期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现实斗争。自这篇小说始，中国文学出现了“革命”这一崭新的元素。蒋光慈曾提出：“谁个能够将现实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高喊着人们来向这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少年漂泊者》则完满地体现了蒋光慈的这种认识。作者描写汪中由孤儿、奴仆、乞丐、工人、工会工作者以至最后成为一名革命战士的漂泊历程，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示黑暗社会。同时还描写了“五四”运动、“二七”惨案和“五卅”运动等声势浩大的场面。汪中在攻打惠州城的时候，在枪林弹雨中毫无惧色，高喊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壮烈地牺牲，预示了中国人民所蕴藏着的伟大力量必将释放、爆发。因此，这一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开创性作品，被郭沫若誉为“革命文学的前茅”。

其次，作品采用“五四”时期不多见的书信体小说结构形式，以孤儿汪中致诗人维嘉的一封长信，描写汪中近10年的漂泊历程和内心的不满与追求。《少年漂泊者》4万多字，由题诗、自序、十八节主体内容以及维嘉的附语四部分组成。小说开篇用《新梦》集中《怀拜伦》一诗作题诗，读者很快被一种高昂、奔放的情绪所感染。自序说明作者创作目的：对漂泊少年的悲惨命运，发出了愤怒不平的“粗暴的叫喊”；对那个吃人的黑暗社会，发出了深恶痛绝的“粗暴的叫喊”。故事情节的展开、环境心理的描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通过一封长信即十八节主体内容形式来实现。在维嘉的附语中作者转换叙述者，叙述声音由写信人汪中转到收信人维嘉身上，维嘉对作品中书信的来龙去脉进行补叙，这样的叙事安排极大地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可信性，体现了作者在小说创作构思上的匠心独运，也使作品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少年漂泊者》与郭沫若的《落叶》、冰心的《遗书》、庐隐的《或人的悲哀》等共同对五四书信体小说的出现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

再次，人物形象鲜明。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汪中是众多受苦受难的农家孩子的典型。他在父母被地主残杀、迫害而死之后，被迫过上了漂泊的生活：他做过川馆先生的“随从”，受尽了狎戏与污辱；做过沿街乞讨的“乞儿”，受尽了饥饿和痛打；做过杂货店的“学徒”，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和摧残；做过洋货店的“小伙友”，受尽了盘剥和屈辱；做过旅馆的“茶房”，受尽了辱骂和斥责……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他曾到桃林投奔土匪，想杀富济贫，报仇雪恨；他支持学生运动，曾冒死为学生通风报信；他投入了“二七”大罢工，目睹了林祥谦烈士的英勇就义；他进入了黄埔军官学校，在东征攻打惠州时英勇牺牲。汪中这个“百折不挠的青年”形象，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极具时代色彩，他所走过的路，正是“五四”以后革命青年所走过的或者应该走的道路。因而，汪中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丰富多彩的典型形象。作者通过汪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了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要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只有革命这一条路可走。这对当时许多处于迷惘之中的青少年无疑是一个深刻的启示，因而出版后受到青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小说从1926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到1933年，先后印行15版，成为广大青年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之一。另外，《少年漂泊者》是中国小说第一次正面描写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委会委员长林祥谦形象的作品。蒋光慈笔下的共产党员林祥谦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其形象之高大顶天立地，其事迹之感人鬼泣神惊，手持利刃的军阀在他面前显得何其穷凶极恶、渺小卑劣！小说人物形象刻画不仅鲜明，而且逼真。

最后，《少年漂泊者》具有自叙传色彩。在“五四”小说园地，郁达夫开拓出现代小说新的园地——浪漫抒情小说，增强了“五四”文学的多元色彩。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夫子自道，他成为第一位把作家自我与小说主人公融为一体的文学大家。虽然《少年漂泊者》不属于浪漫抒情小说，但是它与浪漫抒情小说存在渊源关系。蒋光慈在创作《少年漂泊者》时不断回味自己的经历和无数生活场景，让这些经历和生活在作品中获得生机，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写信人汪中和收信人维嘉有作者本人的身影或精神气质，代表不同时期的作者。小说内容融进很多蒋光慈个人及其家族的历史，蒋光慈的自身感受显现其中。蒋光慈少时求学历程和汪中经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汪中是“安徽省T县P乡人”正是蒋光慈故乡安徽省霍邱县白塔畈乡的简写（白塔畈现在隶属于安徽省金寨县），汪中离开故乡到H城又经巢湖到W埠即是蒋光慈离开白塔畈到合肥又经巢湖到芜湖省立五中读书的经历，正是小说自我写真的特点，加上蒋光慈对浪漫主义的偏爱，使得《少年漂泊者》带有主观抒情的色彩。主人公汪中可以说是郁达夫小说中抒情主人公形象，即“零余者”原型的时代变形，蒋光慈通过对汪中“漂泊之旅”的浪漫叙事，将“零余者”转变成了拜伦式的英雄。由此，《少年漂泊者》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朽之作之列。

二

鲁迅先生曾说过：“文艺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人生的记录”。从皖西乡村一隅走出的蒋光慈，深知百姓的苦难，《少年漂泊者》描尽现实社会的一切情形。如第二节开端一段描写：“在安徽省T县P乡有一乱坟山，山上坟墓累累……这座乱坟山倒是一块自由平等的国土，毫无阶级贵贱的痕迹。……或者这些坟墓中的野魂，生前受尽残酷的蹂躏，不平等的待遇，尝足人世间所有的苦痛；但是现在啊，他们是再平等自由没有的了。这里无豪贵的位置，豪贵的鬼魂绝对不到这里来，他们尽有自己的国土；这里的居邻尽是些同等的分子，所谓凌弱欺贱的现象，大约是一定不会有的。”蒋光慈对这座皖西乡村乱坟山的描写，实际上写出了旧中国乡村的贵贱分明、凌弱欺贱，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作者通过描写孤儿汪中由乡村而城市，写地主、商人、军阀，写黑暗、残酷、卑鄙，最终写汪中反抗意识觉醒并投身革命，点燃人民埋藏在心底的革命火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少年漂泊者》鼓舞了广大读者的革命情绪，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其社会意义非比寻常。

文学作品除了艺术价值、审美价值，还应注意其社会价值、教育价值，《少年漂泊者》具有文学对社会影响的突出价值。汪中形象鼓舞、激励了许多生活在黑暗牢笼中的苦恼苦闷彷徨的青年，投身于滚滚的革命洪流中，给他们指出光明的理想前途，其历史功能凸显。

胡耀邦在学生时代，读了蒋光慈写的《少年漂泊者》，便想“书里的人晓得漂泊，我为什么不可以革命！”于是，胡耀邦便毅然离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见《胡耀邦传》，人民出版社)陶铸直接说：“我就是怀揣着《少年漂泊者》去参加革命队伍的。”(参见《陶铸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金寨革命博物馆，当馆员介绍蒋光慈时说，胡耀邦、陶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读过他的《少年漂泊者》，这时总书记插话说，当年他的父亲也是受《少年漂泊者》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20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传·上卷》中，详细记载了习仲勋当年阅读《少年漂泊者》的情景。

少年习仲勋在前程茫然中，打开《少年漂泊者》，便被书中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所深深吸引。他感到主人公的际遇和自己的经历是何等惊人地相似，思想感悟与书中主人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习仲勋读着读着，完全同书中主人公的命运融在了一起，几乎是同喜、同怒、同悲、同乐。他觉得这正是自己真情实感的反映。眼前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反复读完这部小说，坚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决心。”“习仲勋从党正学惨遭杀害的事件中，进一步看到了国民党对人民群众残酷镇压的反动本质。《少年漂泊者》中的主人公汪中的影子又活跃在他的脑际。他决心离开家庭，投身到更广阔的革命斗争中去。”正是受《少年漂泊者》的影响，习仲勋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后来，习仲勋曾多次对自己的孩子说过，当时认识到社会这么黑暗，旧的剥削制度要推翻，主要就是受《少年漂泊者》影响极深。”父亲的多次回忆给习近平总书记留下深刻印象，他对蒋光慈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外，左翼戏剧家陈荒煤在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写的《伟大的历程和片断的回忆》回忆少年时代读此书时的情景说：“堕入‘无声的中国’，真是说不出的迷茫和郁闷！……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使我感动得落下泪来。……文学确实成了我向往一个光明前途的灯火”。老作家田涛曾说：“《少年漂泊者》给我的印象最深，在青年时代我也追慕着漂泊生活，对当时现实不满！”以胡耀邦、习仲勋、陶铸为代表的一代青年，都是在读了《少年漂泊者》之后走上革命的征程。可见，《少年漂泊者》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何其广泛！意义何其非凡！

时至今日，《少年漂泊者》仍然具有无限魅力，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时代教育价值。

（作者单位：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