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当代小说写作有三种潮流值得注意：现实主义文学的回归及非虚构写作的兴起；科幻文学备受瞩目；传统（非现代、地方的）类型文学的复兴以及传统文学手法的借鉴。它们并置共存于当代后现代文化状况中，如果（也必须）抛开现代以降文学体制中的文类等级、文体区分概念来看待这种共存，就会发现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多元性、时空压缩的内容和产物，又是其形式表征——事实和虚构的界限区分不再重要，时空纬度也趋于消弭。

20世纪中叶，马歇尔·麦克卢汉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一系列地震级的预言，电子媒介使信息瞬息万里，全球事件同步化，因而时空极大压缩，地球成为村落般的弹丸之地。新兴的电子媒介具有非线性、重复性、非连续性、直觉性、类比推理性，将改变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人类的感知系统不再只偏重视觉、文字和线性结构，印刷文明的古登堡时代一去不复返。如今我们正生活在麦克卢汉所预言的世界，凭借日常经验就可以理解《理解媒介》。虽然不是所有预言都完全实现，但迄今为止我们共同认可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其所赖以形成的两大条件的确正在经历迅速转型——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式微，各种新媒介正在替代、挤压和改变着印刷文化的功能、传播空间以及自身样态。基于此，希利斯·米勒在本世纪初宣告：“文学就要终结了”。但他强调，“终结”的只是作为西方文化机制的文学，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些文学形式，文学——作为对文字或其他符号的一种特殊用法，在一切时代任一人类文化中都以不同方式存在着，并且经得住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永恒的。

的确，就现代文学的主流体裁“小说”而言，某些写作观念和手法可能衰落了，但并不意味着小说就要消亡了，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还意味着观念的解放。一段低迷危机时期后，取而代之的是更开放的文学实验和多元的写作。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当代小说写作有三种潮流值得注意：现实主义文学的回归及非虚构写作的兴起；科幻文学备受瞩目；传统（非现代、地方的）类型文学的复兴以及传统文学手法的借鉴。它们并置共存于当代后现代文化状况中，如果（也必须）抛开现代以降文学体制中的文类等级、文体区分概念来看待这种共存，就会发现它们既是麦克卢汉所描绘的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多元性、时空压缩的内容和产物，又是其形式表征——事实和虚构的界限区分不再重要，时空纬度也趋于消弭。按麦克卢汉所说，电子时代惊人的技术发展使我们后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重返石器时代、重新部落化，那么技术的发展更使人类感觉“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几乎迫在眉睫。“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现实、未来（乌托邦）和过去（抑或异托邦）正并置不悖地共同构造着我们的时代感知和想象，上述三种文学潮流程度不同地在这个意义上合力书写着我们的“现实感”。

人类从未有一个时代像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样，一切事物都具有惊人的短暂性和流变性，但那些基于政治经济原因的有关苦难、公正、自由等社会问题仍旧顽固地拒绝烟消云散。 因此在经历了1980、1990年代的一系列形式实验和各种风潮后，中国当代小说和许多先锋作家明显向现实主义回归。我们仍然对文学抱有道德期望，不仅渴望得到事实和真相，有关世界的图景，更期望在难以捉摸和理解的时代寻找意义和导向。但这一点却比以往的现实主义写作更难做到。信息时代瞬息万变，每日各种社会事件、消息和无穷无尽的图像通过新媒介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人们，不仅挑战着文学书写的速度和反映能力，更远远超越了文学的想象力和作家的才能。在过去的时代，作家成功地担负了描述社会整体、同情私人困扰和聚焦公共议题的任务，现在则时时面临着和公众一起陷入茫然和困扰的窘境。当下现实主义小说，虽然涌现一些出色的作家作品，但整体来说，一方面广泛地展示了现实问题与社会危机，另一方面作家所写并没有超出公众所知。正如有批评家所观察到的，这一轮现实主义写作感叹大于分析与批判，对问题的发现难免因批判能力的匮乏而消解。社会学家米尔斯曾经的呼吁如今越发显得具有警醒意义：社会学的想象力必须成为人文学者重视的心智能力，严肃的艺术家可以由于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变得生机勃勃，也将从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帮助。因为，我们的时代，称之为景观社会也好、后现代或数字媒介社会也好，都意味着不再能一目了然地得以理解。小说家现在必须与以敏锐的描写手法写成的社会科学著作进行竞争，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当然这也是比较高的要求。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率先倡导的“非虚构”写作，则试图通过这种超越既有文学形式与分类的写作，以更直接的方式进入世界，重建文学与世界的关系。非虚构写作试图克服我们个人经验的碎片化和间接性——充斥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信息大多来自于媒介。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非虚构的确是一种更适宜的叙述形式，因为相比对事实的理解，非虚构的价值和特点更在于对世界的介入和亲身体验性。不过，非虚构也好，现实主义小说也好，最优秀的作品都具有将经验主题化的特征，并且显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判断力，有益于我们对世界及其困境的理解，否则这些叙述便只是又为世界生产了一些信息，添加了一些景观而已。

随着刘慈欣小说《三体》的畅销和获奖，科幻文学在中国也开始摆脱次级文类的身份而备受瞩目。在人类科技发展据说已接近“奇点”，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成为人类最关心的话题的情境下，科幻文学对未来世界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和科学技术远景的想象和预见越来越 显示出强烈的世界性和当代性。科幻文学往往是从人类文明整体，而不是种族或国家出发来思考问题、响应危机，在这个意义上，科幻文学是最具世界性的文学。另外，科幻小说以迂回的方式拷问我们现世的问题，从未来、从飞地重新折回到我们对现实的批判和思考。如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所反复强调的，我们必须把科幻小说和未来历史的关系从一种陈旧描述中颠倒过来。作为一种叙事的方式和知识的形式，它并不能使未来具有生命力，哪怕是在想象中。相反，我们应该将科幻文学视为一种中介载体，它反映着我们时代对他性和极端差异性（乌托邦）的想象能力和边界。科幻文学指向未知的东西，但我们对未知事物的描述却无可救药地陷入我们当下熟悉的事物的泥潭，那么对未来的想象就会出人意料地铭刻上我们的当下性，从而变成了对我们绝对极限的思考。科幻小说是把未来当作当下、把当下视为历史来理解的，也就是说，对未来的描述就是我们现在的宏大叙事。像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之所以引发热议，其想象和局限都深深地印证着我们对未来想象的当下性。

既相关又相对立于“乌托邦”，福柯提出过一个“异托邦”的概念，其灵感源于阅读博尔赫斯一段有关“中国百科全书”的描写。这段百科全书内容的奇怪和不恰当，其异质混杂性，不仅给人带来欢笑，还让人迷失方向，“这种笑声动摇了我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所有熟悉的东西，这种思想带有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地理的特征。这种笑声动摇了我们习惯于用来控制种种事物的所有秩序井然的表面和所有的平面，并且将长时间地动摇并让我们担忧我们关于同与异的上千年的做法”。也就是说，这种异质混杂经验的冲击，悬置质疑了我们时代思想和知识分类的秩序及其不证自明性，移植解开了我们的神话和话语。相对于子虚乌有的乌托邦，福柯所描述的“另一个空间”——异托邦，可以在异质混杂性的意义和特征上来理解。这是超出我们思想限度的，具有异乎寻常魅力的东西。相对于整齐、理性的现代文明，各个种族的文化都带有异托邦性质和特征，这些曾经被压抑的异质文化（前现代的、地方的）不同程度地在后现代语境中得到了复兴，或获得了新的关照态度。过去被现代文学划归在通俗文学、旧文学名下的类型文学，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改头换面在网络文学中找到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这是五花八门的网络文学借着新的生产方式常常被人忽视的一个特质。同时，严肃文学创作目前也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学的文体和手法有了新的理解，对其不同方面的借鉴目前正成为小说创新的重要途径，这方面的例子已不鲜见。但像福柯所说的，“异托邦是真实存在着的，但它的存在，要借助于人的想象力”。希利斯·米勒说的对，文学仍旧是我们的世俗魔法。那些言语不仅发挥着记叙作用，也有施行功能，不仅发现真相，更为我们发明世界。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