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示范卷的“云南卷”与“河南卷”（以下简称云南神话卷、河南神话卷）即将出版问世，我谨代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神话”专家组表示热烈祝贺，并谈一点感想。

云南神话卷、河南神话卷之所以能够在全国31省区中脱颖而出，首批亮相，主因是其研究基础雄厚，调研和整理工作积累成果丰富。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这两个省率先出成果，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核心区的中原文化与西南地区多民族的文化，给日后各卷的全面铺开，提供了宝贵的编纂经验和实际操作方面的前车之鉴。

从这两个省卷的编纂体例看，二者截然不同。主要的差异在于对神话的分类方面。河南神话卷是按照神话人物来分类编排的，这与《大系出版工程工作手册》的神话分类范式明显不同，也就是没有按照诸神神话、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和其他这五大类来编排内容。而是按照上卷：1盘古神话，2伏羲女娲神话，3神农神话，4有巢氏、燧人氏神话；下卷：1黄帝神话群，2嫘祖神话群，3仓颉神话群，4岐伯与祝融神话，5颛顼与帝喾神话，6尧与舜神话群，7大禹神话群，这样总共十余位神话主人公作为分类项，在每项下面再按照地域分布给予细分。

此种根据神话人物和地域性集群情况的分类，属于因地制宜，能够突出体现各类神话传说在民间社会的空间分布状况。如果要问为什么河南省的民间传承神话集群现象如此突出？一个现成的解释是：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的地理原型区，是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代建都的文化统治中心所在，正如中国成语所说的“问鼎中原”和“得中原者得天下”。本地民间神话特别突出对华夏国家三皇五帝神话历史谱系的记忆，这完全是特殊的历史积淀所造成的中原文化特质所在。河南神话卷以三皇五帝神话人物谱系为分类标准，这也是以往调研工作积累的体现。从上世纪80年代河南大学张振犁教授团队到各地采风，广泛收集民间神话，到刚出版不久的四卷本《中原神话通鉴》，河南以县为单位的调查研究工作已经硕果累累。本卷采用以往的神话人物分类方式，大系出版工程“神话”专家组认为这可以作为一个省卷本的特例来看待，不宜作为示范加以推广。这个意见也是十分中肯的，考虑到全国各省卷如何统一的问题，还是以严格按照《大系出版工程工作手册》分类编纂的云南神话卷作为示范。

云南神话卷在100多万字篇幅里，收录了该省境内24个民族的口传神话，计有阿昌、白、布朗、布依、傣、德昂、独龙、哈尼、回、基诺、景颇、拉祜、傈僳、苗、纳西、怒、普米、水、佤、瑶、彝、侗、藏、壮等民族。从其民间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看，堪称真正意义上的口传文学传统的汪洋大海，如此繁荣的现象不是任何个人性的文人创作所能比拟的。本卷的出版，可以让云南省多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神话故事这个易于普及的传播平台，更加方便地传播开来，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分享，让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源库和智慧库作用得以有效发挥。日后将西南、西北和东北各省区的全部口传神话汇聚一体，必将是一种蔚为壮观的景象。多民族神话的整体呈现，势必将对过去100多年来限于汉文古籍为主的“中国神话”观大大改观。这应是世界神话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和少数民族神话故事对应的，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文物。如铜鼓，这样一种流传两三千年的文物所体现的民族传统，与中原文明礼俗明显不同。铜鼓的地域分布，从成都平原的巴蜀地区，向南延伸到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再向南延伸到东南亚的越南和马来半岛。南方诸多少数民族为什么如此青睐铜鼓，这一直是悬在文物考古工作者们心中的未解之谜。只要拜读云南鹤庆县壮族民间艺人王华青等人口述的神话故事《铜鼓老祖包登》，谜底就会顿时大白于天下：天地开辟之后的人类繁衍过快，引起天神担心。天神派恶龙来人间祸害，一只母虎带着仅存的一个男人逃亡他乡。他们在洪水中漂浮了99年，才得以上岸。从此二者相依为命，男人老死之前让母虎受孕。世间唯一的生物母虎，怀孕千年之后终于生下一只铜鼓，从中走出新的人类。他一生出就变为巨人，击打铜鼓一下，就生出一个人来，从此大地上又有了人烟。后人不忘祖先恩德，把铜鼓尊为世界的守护神。每个村里都要祭祀铜鼓和祖先。壮族神话《铜鼓老祖包登》就这样生动地呈现出南方民族广泛传承的铜鼓文化的“底牌”，对千千万万村落中至今还在传承的铜鼓仪礼，确实有一种再语境化的激活作用。仅此一例，就可以大致说明多民族神话遗产的学术意义和文化再造功能。

同样的道理，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时，只记录下华夏共祖黄帝有个雅号叫“有熊”，却没有说明为什么。只要翻阅河南神话卷“新郑黄帝神话群”的首篇《有熊氏的来历》，读者就好像找到黄帝号有熊之谜的谜底一般。这就是民间口传神话的补史之缺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