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安娜》搭建了一座擂台，擂台上展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愈演愈烈的一种争吵。吵架的双方是剧中演对手戏的男女主人公，也是他们的性别、身份、地位、观念。他们一个是中年男性、中产阶级、高校教授、自由的教育者、精英阶层顶端分子；一个是青年女性、平民子女、高校学生、保守的受教育者、精英阶层的崇拜者。当差距如此悬殊的两个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沟通突变为一场主奴之间的调教。

第一幕中，面对脆弱的学生卡罗尔，教授释放出了一种暧昧的、假惺惺的的慈悲。他在表演一个人格的拯救者、思想的解放者。肢体的抚摸和言语的致幻术让卡罗尔沉浸在羔羊的角色中。于是卡罗尔放下防备和恐惧，准备向教授倾诉一个重要的秘密，通过献出秘密来升华二人的关系。那一刻，他们不再是对立阶层的两种人，他们成为了牧人与羊、神与子民，一对临时的、圣洁的亲人。可就在这时，教授电话响起，同事要叫走他庆祝他要晋升终生教授的喜事。教授喜形于色，抛下卡罗尔和她珍贵的秘密就走。瞬间的变脸让这一幕宗教短剧突然沦为一个笑话，一个教授逢场作戏的喜剧现场。这个瞬间是致命的，是一切的导火索，它深深刺痛了沉入戏中的卡罗尔。教授在耍弄她。这场见面不再是一场细心的教导、温柔的启蒙，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凌辱。

“一场彻头彻尾的凌辱。”当卡罗尔愕然离开教师办公室，回到她的女性主义的“团队”之中时，这个看上去十分激进的团队，一定在反复强调这句话。卡罗尔的经历给她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性别斗争机会。她们让卡罗尔说出她在办公室“被欺凌”的细节，她们为每一个行为细节都抛出了一个泼辣的解释：教授在威慑、在骚扰、在挑逗、在猥亵。自我意识微弱的卡罗尔相信了团队对那场办公室对话的“重构”。她被武装成一个“战士”。

第二幕，卡罗尔来复仇了。整个场景应该是卡罗尔的团队早就排练好了的。此时的卡罗尔已经不再是第一幕那个中空的、身体意义上的卡罗尔，而是一个被斗争填满了的、观念意义上的卡罗尔。她向评选委员会递交了教授性骚扰的控诉书之后，教授立即从高高在上的位置上摔了下来。不光是终生教授的职称，此时连他的教职都摇摇欲坠了。一个漂亮的主奴辩证法情节：卡罗尔攻占了主人的高地。

教授不会料到一次温馨的办公室谈话会突变成一次犯罪。同一种行为，以教授触碰卡罗尔肩膀这个动作为例，在教授这里是“平常”的，在卡罗尔——其实是她的团队那里，却是严重不正常的。为什么？这里涉及到一种“敏”与“钝”的辩证。

为人类的行为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动作定性，这个权力绝大部分时间都掌握在男性手中。男性试图通过给“触摸”这样的侵略性动作“正名”，赋予其道德合法性，以此隐秘地实现对女性身体的一步步占领。这是一个让女性身体逐步“脱敏”的过程，也是女性逐渐失去“身体主权”的过程。卡罗尔反应过激的身体和伴随而生的反应过激的言论，都是在抵抗身体领土的沦丧。保卫身体的敏感性，警惕一切“钝化”身体感受的说辞，就是在保护我们观念和人格的独立。

教授被击溃了。第三幕，教授坐上了被告席，卡罗尔成为了审判官。卡罗尔和她团队实施的惩罚，不是对教授个人，而是针对权力的稳固制度，针对在他身上积累的历史的原罪，针对一个膨胀得遮天蔽日、已经令卡罗尔这样的平凡女性恐惧了世世代代的黑暗幽灵。他委屈地质问卡罗尔：你还有感情吗？是的，坐在他面前的卡罗尔不能有感情。因为这不是对教授一个人的审判现场，而是对末日审判的模仿。卡罗尔在模仿神谴。神谴讲感情吗？面对如此沉重的惩罚，教授终于爆出了本不属于他的粗口：你这个臭婊子！只有最无能的人，才会骂出最肮脏的话。最肮脏的话最虚弱。他彻底完了。

不同于基于故事和性格的寻常戏剧冲突，《奥利安娜》爆发的这场吵架是高分贝的。它先在剧场里刺伤你的耳膜，而后让思想的耳鸣和观念的回声持续折磨着你，直到你必须在剧场之外的现实世界中作出回答、激赏或咒骂。艺术问题与现实问题在刺耳的回声中被打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