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关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究文章已有上百篇，但是关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核心审美特质，研究者虽有阐释但尚未达成定论。很显然，一个流派如果没有对自身的审美特质形成共识并自觉发扬光大，肯定会影响其发展壮大。要确定里下河文学的核心审美特质，离不开对里下河核心作家的研究。一个流派的生成首先必须要有一个精神领袖式的人物起到引领作用，譬如赵树理之于山药蛋派、孙犁之于荷花淀派。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流派的精神领袖无可争议地归于汪曾祺先生。事实上，里下河文学之所以引起关注，肇始于汪曾祺，汪曾祺作品的独特审美品质构成了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内核，里下河文学的壮大，也有赖于后来者充分吸收汪氏文体的营养并加以创新发扬。通读汪曾祺及其他里下河关键作家的作品，会发现，里下河文学的核心审美气质可以归纳为四个字：恬淡冲和。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为人与为文、诗书画，都透着文人雅士的闲适恬淡与从容。汪曾祺对恬淡的追求是自觉的，因此在其小说中营造出的世界是平淡的、宁静的，生活在这种境界中的人没有了浮躁，看轻了利禄，心境是平和的，生活是恬淡的。同样，在里下河的其他重要作家比如曹文轩、费振钟、王干、刘仁前、庞余亮等人的作品中，也充溢着一股“恬淡冲和”之气。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作家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嚣张与紧张，所著文章使读者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生活，带领读者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在美学上追求平淡优雅之美，是真正的“人间有味是清欢”。

里下河文学的“恬淡冲和”之美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思想旨趣上。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作家注重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自然风物传达闲适平淡的文化意蕴，追求儒道合一的传统人文精神。中国文学中的“恬淡冲和”之美首先应该追溯到道家的老庄哲学的影响，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将老庄的艺术精神概括为“纯艺术精神”，指出老庄艺术精神对于中国艺术的深远影响。“恬淡为上”、“淡乎其五味”，都是出自《老子》的经典话语，代表了老子所理想的人生境界和态度。“淡”可以理解为老子对“道”的具体描述。老子的“淡”论被引入诗画领域，形成中国文人对“平淡”、“淡远”美学境界的追求，进而影响中国文人的心灵与人格养成。汪曾祺作品中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的意味就特别浓厚。《钓鱼的医生》的男主人公王淡人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儒道合一的人格特征。他有着道家哲学意味很浓的名字，并且人如其名，确实是一个淡泊名利、性情散淡的人。他闲时喜欢钓鱼，随钓随吃，病人到了就起身治病。他家里挂一副郑板桥写的对子：“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他很喜欢这副对子。“这点淡泊的风雅，和一个不求闻达的寒士是非常配称的。”同时，他又急公好义，水灾时不顾自身安危救治群众。在他身上，儒家的仁义与道家的潇洒率性得到了完美结合。汪曾祺《受戒》里谈恋爱的小和尚、娶老婆的和尚们，刘仁前《香河》里乡村青年男女之间不守“礼法”、恣情欢爱也是体现了道家的“道法自然”、率性自在。

里下河文学的“恬淡冲和”之美还表现在小说作品结构的散文化、语言的诗性化和平淡化。汪曾祺是中国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他的作品远离宏大叙事，回到小说之“小”，小说之“闲散”，“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也因此回到了《诗经》“国风”以来关注小人物、关注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文学传统。他接受了《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等古代笔记小说的影响和归有光的“以清淡文笔写平常人事”的濡染，也接受了西方文学中契诃夫、阿左林等人把小说写得像散文的观念渗透，从鲁迅、沈从文、废名等人的现代抒情小说以及重视民族风格、书写优美人性的京派文学中吸取营养，构建起自己散文化的小说叙述美学，颇有反响。汪曾祺把小说界定为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他说：“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苏轼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见，不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表现形式上，汪曾祺都在追求闲适与“恬淡冲和”之美。汪曾祺的小说，不追求以情节的戏剧性取胜，而是闲闲散散地铺开，追求整体性的诗意化氛围，书写人性的美好景观；乃至于一些本来可以戏剧性处理的情节节点，他也淡化处理。汪曾棋曾和香港作家施叔青在交谈中说：“散文化小说是抒情诗，不是史诗，它的美是阴柔之美、喜剧之美，作用是滋润，不是治疗。”《大淖纪事》中挑夫的女儿巧云与小锡匠十一子相恋，却被恶人刘号长破了身，这样的重要情节，小说至少一笔带过。而十一子也并不觉得巧云的破身与贞洁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两个人最后还是在一起了，感情上反而更好了。汪曾祺也没有在作品中对刘号长的行径花多少笔墨去控诉，一切都被处理得云淡风轻。汪曾祺喜欢写平民百姓，写底层知识分子，通过写他们没有多少戏剧性的日常生活、一饭一蔬，写他们的安贫乐道、逍遥自足。他还喜欢在作品里绕开主要情节线索，大写地域风俗，大量使用“闲笔”。汪曾祺作品对风俗尤为重视，并且通过风俗的描写传达淳朴、和谐的民情。风俗画构成了汪曾祺作品的审美氛围，也是其审美核心。汪曾祺说过：“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我的小说里有些风俗画的成分是很自然的。”他也因此被誉为风俗画作家。他的作品中有着关于里下河民俗的大量书写。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品中的风俗才是真正的主角，其作用有时甚至盖过了人物本身。通过对风俗的描写和人物和谐关系的刻画，汪曾祺为我们提供的是一幅幅世情乌托邦图景。同样，在沙黑的《街民》、刘仁前的《香河》、罗望子的《我们这些苏北人》、庞余亮的《出嫁时你哭不哭》、徐晓思的《万年欢》、夏坚勇的《高家班子》等作品中都有关于里下河民俗的大量书写。这些关于里下河民俗的书写冲淡了作品的戏剧性，强化了作品的诗意，使得里下河文学作品充溢着“恬淡冲和”之美。在语言上，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作家也力求平淡之美。汪曾祺说：“小说是写给读者看的，不能故意跟读者为难，使读者读起来太过于费劲。修辞立其诚，对读者要诚恳一些，尽可能写得老实一些。”他认为小说的语言要简短而凝练，不用太过花哨，简单通俗且易懂。当然，由于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与对语言艺术的执著追求，汪曾祺的语言是极富特色、令人过目不忘的，有其内在的韵律与节奏、淡而有味。

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作家之所以追求“恬淡冲和”的美学趣味，一方面与个人天性有关，更主要的是地域文化的影响。里下河水乡特有的稠密河道、河岸边拂面的垂柳、青纱帐笼罩下的芦苇荡、白墙青瓦的民居建筑，一切显得与世无争般的恬淡自然。汪曾祺、曹文轩等都曾多次在文章中说到水乡环境对于个人恬淡、平和心性养成的影响。里下河地区自古属于吴文化圈和维扬文化圈，维扬这块自古疏离政治商业繁华的地域蕴蓄了归趋世俗崇尚自由的维扬文化，弥漫着浓厚的传统人文气息，对于里下河作家在作品中的“恬淡”取向也有潜在影响。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作家接受了地域文化的影响，并自觉承继现代抒情小说的文脉，以恬淡冲和的笔触书写百姓日常生活，别开生面，成为当代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