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5日，美国普利策奖揭晓，诗人弗罗斯特·甘德（Forest Gander）凭借《相伴》（Be With）获得诗歌奖。《相伴》由一系列挽歌组成，表达了诗人对亡妻的悼念之情和对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的爱。今年年初，该诗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弗罗斯特·甘德在中国的首个中文译本。

《相伴》获奖两年后，也即2021年4月15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特意邀请弗罗斯特·甘德与中国诗人西川、王寅在线上就诗集展开对谈，同时也谈到当代诗歌的创作、译介以及当下诗歌与其他艺术结合而新生的表达方式等话题。该活动由《相伴》中文译者李栋主持。

“时间”和“距离”：两把理解甘德诗歌的钥匙

由于活动安排在北京时间晚七点半，弗罗斯特·甘德为克服时差特意起了个大早。他首先回忆起创作《相伴》的缘由。2016年1月，甘德的妻子去世，这让他悲痛不已。两人共同生活35年，妻子的离去让甘德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没法写作。

当他沉静下来，写作主题不可能不引向丧妻之痛。与此同时，他也在诗集里重温了对母亲的爱。甘德的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在与病中的母亲相处的时光中，甘德经常觉得母子二人的身份发生了互换：母亲仿佛成了他的“孩子”，他则成了“母亲”。

甘德称写作《相伴》的过程既痛苦、也很迅速。他在写作时，尝试通过找到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复杂的感情。诗集里收录的组诗《水边域》使用的语言，便介于英语和非英语之间。“翻译这种私人化的诗歌语言，对译者也是一种挑战吧。”甘德说。

西川对此颇有同感，他尝试过翻译甘德的诗，明显感到费力。他觉得，甘德的诗集背后有一本更大的书，他的诗歌像从某首更加庞大的诗作或某部关于诗的书中截取而来。“阅读甘德的诗，不能放过每一个字，也不敢放过每一个词，它有一种魔力把人抓住，让你进入诗歌的空间。这个空间除了一般的诗歌意象，还有各种观念、意识和想法。”

同时，西川注意到甘德用词的独特性，比如诗人偏爱使用一些具体的词。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构成了甘德的写作意识。

王寅认为，甘德《相伴》中将日常经验里的微小片段与超现实场景相结合的写作手法，是他之前不常使用的。在读过多遍后，他才有了一些开朗的感觉，找到了理解甘德诗歌的两把钥匙：“时间”和“距离”。他注意到，气候对甘德的写作似乎产生了某种影响。当甘德从新英格兰移居到阳光明媚的地方，他慢慢借由写作从悲伤中挣脱了出来。

“相伴”与“孤独”：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

与“相伴”对应的“孤独”，成了三位嘉宾谈论的焦点。王寅表示，人之所以需要艺术的慰藉，是因为人性本质中蕴含着孤独，而孤独在社会化过程中被隐藏了起来，不易察觉。“孤独永远存在，不可能消失，但孤独会成为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因此，从诗歌、音乐、绘画等艺术中找寻共鸣成了现代人排遣孤独的方式。

谈到孤独，西川想起了杜甫的诗句“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在西川看来，杜甫在他的时代找不到知音，他身上的孤独感在诗人大量运用典故的诗歌中得到了体现，尤其表现在杜甫临终前一段时间写的诗歌中。“用典不纯粹是一种写法，用典实际上是与鬼魂说话，跟过去的人说话。只要一用典，这些鬼魂好像全都来到杜甫的身边。在孤独当中，你跟谁说话？跟一个影子说话，还是跟很多影子说话？这很有意思，会在不同作家身上不断重复。”

甘德把孤独与阅读、翻译联系起来。他认为，借由翻译和阅读，孤独得到了分享和感知。“阅读把一个人变成了容器，能在自己的孤独内部承载他人的孤独。另一个国家的语言所承载的就是另一种孤独，我们的声音里同时承载了很多故人的声音。”他以葡萄牙语词汇“追忆过往的时光”为例，说明孤独如何通过译介成为了全人类共有的东西。对于葡萄牙人来说，孤独只属于他们自己，但通过翻译，这个词含括的意思变成了全人类可以共享的情绪。

“软文学”与“硬文学”：图书畅销之谜并不神秘

在诸种文学类型中，诗歌被认为是最难被准确翻译的文体。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有一句名言，“诗歌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说明了这点。那么面对读者接受上的差异，译者该如何准确传达原作者表达的意思呢？

甘德对此很是好奇，因为他觉得人很难与另一个人刻骨的悲痛产生共情。李栋回应到，作为甘德夫妇的朋友，翻译《相伴》需要的恰好是一种距离感，即不让自己过分沉浸在痛苦和悲伤的情绪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李栋为自己立下了一个违反常理的翻译规则：不问甘德任何问题，即便是翻译中遇到的，也都尽量自己解决。

西川翻译过多位外国诗人的作品，他以畅销与否为标准将文学分为“软文学”和“硬文学”。在西川看来，畅销书并不神秘，如果遵循某种规则，便可被批量制造。“畅销这个因素，实际上可以通过研究读者的阅读心理、接受心理得以实现。对于作家和出版方来说，畅销这个现象不是太大的秘密。问题是作家们是不是甘心让文学变成被算计出来的东西。”他回忆起日本作家井上靖来中国访问时，曾在饭桌上和中国作家谈起他的图书在中国的发行量。井上靖对几万册的发行量并不感冒，他反而认为中国如果有3000位读者真正读懂他的书，已经算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