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灿

德赛都、詹金斯这样的经典粉丝理论研究者，或许会为中国饭圈呈现出来的粉丝文化现象感到震惊。他们尽自己最大的想象，也不过将粉丝的主体性比喻为一种叫做“盗猎”的积极阅读：与作者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斗争。然而中国的饭圈粉丝，早已溢出了这种游牧式的主体性展示，而呈现出惊人的自组织性：不仅有纵向的金字塔型结构，如偶像—经纪公司—后援会管理者—大粉—普通粉丝，而且有横向的分工管理部门，如音乐部、审核部、宣传部、前线部、视频部、美工部、指挥部等等。这不禁让人疑惑，若粉丝只是希望获得美和娱乐的需求，何以出现如此高度组织的社会结构，而这一结构，反过来又会对粉丝的审美产生何种影响呢？

我们在饭圈粉丝身上，能够看到很多互相对立的特质。比如说，极度自由与极度不自由。其自由在于，若我们把某一偶像的粉丝群体作为一个统一主体，那么其自主权会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源自日韩，在中国发扬光大的“爱豆”培养体系和展演体系，使得当代流量明星，拥有高度同质化的特征以及“未完成、待养成”的发展状态。这意味着，其作品和艺术水准较难提供有区别性的偶像特征，而只是一种高度商业化的“未完成的稿本”。剩余部分，将由饭圈粉丝共同完成。这一对文本的再创作过程，既包括对偶像及其作品的欣赏、传播，也包括基于商业竞争带来的与别的偶像粉丝团体的“战斗”过程。

理解了粉丝再创作的二元性，也就不难理解这其中的非自由因素。作为个体的饭圈粉丝必须处于给定的组织结构中（大部分处于金字塔结构的底层），并完成交代的任务，比如宣传、反黑、氪金。事实上，高度模式化的饭圈自组织结构，恰恰说明偶像本身去主体性的过程：尽管流量偶像千千万万，但饭圈的组织运行模式是基本一致的。在这一价值的天平上，我们可以看到某种微妙的位移：从“我喜欢某明星”到“我要为某明星战斗（扩大影响、拓展流量、争抢资源）”。商业竞争的存在，给予饭圈自组织性自我强化的最好理由，饭圈不惧怕竞争，饭圈依赖竞争。

当然，偶像之间并非全是竞争，也有合作。最有代表性的是组“CP”，即将偶像组成想象性的配对关系。这一价值增殖的过程，与前述去主体性的过程是并行不悖的。在CP关系中，偶像本身的价值并没有增加，而是固定在与另一偶像的固定关系中，甚至说，这一关系是固定在某一作品的固定场景中，因而，合作中也包含尖锐的商业竞争关系。有的时候，CP感过强的偶像，甚至会削弱其本身的价值。CP粉（喜欢拥有想象性情侣关系的两个偶像的粉丝）和唯粉（只喜欢CP中某一个偶像的粉丝）的冲突，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做数据”“反黑”“打投”等基本饭圈竞争流程中产生的冲突：合作是表面，竞争才是本质。

所以，当我们讨论饭圈美学时，由资本驱动的商业竞争成为核心问题。艺术家的竞争并不罕见，毕加索和马蒂斯之间交织着友谊的竞争一直是艺术史上的佳话。但“流量战争”改变了竞争的性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流量”是反美学的，尽管饭圈粉丝会制作大量文本对偶像进行宣传辩护，但流量游戏其最终落脚点，还是要进行流量数据的比较。所以，与其说在寻找偶像身上某种“美”的密码，不如说在寻找流量的密码。这其中，或许有些偶像和粉丝希望独善其身，但你可以回避竞争，却不能回避流量寄生的话语体系。比如“微博超话”，它固然是流量战争的战场，但其覆盖率，已经远远超出了流量偶像的范畴。当人们接受、使用这种话语体系，对其背后的流量规则的接受，也是必然的结果了。

于是我们看到，偶像个人魅力固然重要，但基于流量的“相对价值”显然在饭圈美学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它一头压下了偶像及其作品的主体性价值，另一方面在流量战争中使饭圈高度自组织化以适应战斗的需要。这样，偶像/粉丝之间的轻重失衡进一步加剧，在激烈的流量竞争中，“偶像好不好”被“偶像红不红”所取代，而后者，又成为饭圈粉丝论证自我主体性的重要依据。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进入饭圈粉丝的内心：能够完成对青年人如此巨大的吸引和调动，能够鼓动青年人长时间、高强度不计成本、不求回报地“用爱发电”，其必然是让粉丝的主体性得到巨大的刺激和满足。不妨将之与摇滚歌迷进行比较。一般来说，摇滚歌星与粉丝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高低位吸引关系。因为摇滚歌星之间不需要进行流量竞争，这种高低位关系相对稳定。粉丝以一种仰视的态度，从歌星的录制或现场作品中获得享受。这其中，歌星的个人魅力与作品的艺术魅力是交相辉映的。

但是在饭圈审美逻辑中，粉丝追星并不仅限于崇拜心理。近年来，流量明星的涌现在向低龄化倾斜，且出现很多“素人出道”的明星。这一方面拉近了偶像与粉丝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能够目睹偶像由普通人“出道”的完整蜕变，使得追星获得巨大的“代偿性满足”，也即“爱豆”代替我完成人生的梦想。在粉丝心中，已经被弱化的偶像主体性（被塑造为“亲切的”“可接近的”“宠粉的”），就像一个便于进入的容器一样，与自我的主体性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交叠。

在詹金斯笔下，那些《星际迷航》和柯克船长的粉丝们，像游牧民一样，逡巡于偶像和文本的边缘地带，犹犹豫豫地将自己的见解加诸于文本的空白处，并与主流阐释构成意义的张力。而饭圈粉丝更像是结队进入偶像的城堡，他们在城堡内意外发现某种“中心”的阙如，受到鼓励，写下自己的姓名，并开始加固城防，准备战斗。

流量偶像的商品化、同质化、脸谱化和符号化，使其主体性逐渐消隐，此消彼长的是饭圈粉丝的主体性高涨，有人将之称为“大型真人养成类游戏”。这一游戏的核心密码，就是基于商业流量竞争的“battle”体验，其逻辑链条如下：

1）“战斗”需要将偶像及其文艺作品置于一个可直接比较的基础上，数据、资源、曝光程度取代艺术本身，成为“战斗”展开的坐标系。传统的美学观念被一种量化指标取代。

2）在被商品化后，偶像、偶像的文艺作品、偶像的商业价值和偶像的社会地位共同构成了“偶像文本”，召唤粉丝对这一模态进行二次创作（养成）。

3）“战斗”的动员源于对饭圈粉丝身份的两次确认：一次是将自我与偶像进行投射性叠合，一次是对粉丝共同体身份的确认。

4）“战斗”的目的是争取流量，方式是以饱含乌托邦想象的方式对“偶像文本”进行二次创作，包括文字、影音文本的创作以及数据流量上的“冲刺性努力”（包括消费）。

5）在“战斗”过程中，传统粉丝模式中的偶像主体，被一种更激进、兴奋的粉丝主体取代，粉丝由背景走入前景。

细察这一逻辑链条，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去中心化的趋势在逐渐生成。在流量为王的巨大破坏力下，传统中心——偶像+艺术评论家——构成的聚光灯舞台，被一种狂飙突进的底层粉丝运动所取代。这或许是我们时代最吊诡的文化现实：一种充分动员的去中心化底层运动，建立在偶像与偶像的比较性关系而非偶像本身的基础上，却为一种最为露骨的商业动机所驱动，围绕其旋转。而让人惊讶的是，很多粉丝对此心知肚明，仍乐此不疲，这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启示一：在我们当下的时代，青年亚文化运动永远是朝向最有利于释放主体性激情的方向运动。街舞以身体的方式释放主体性，脱口秀以观点的方式释放主体性，饭圈以“共情”的方式释放主体性。对青年主体的重视，是亚文化能够完成文化动员的最核心因素。

启示二：饭圈粉丝的流量战争，在一开始只是他们追星的手段。但随着竞争的加剧，手段成为目的，竞争本身成为吸引粉丝的漩涡。粉丝投射性地将自我主体与养成类偶像的主体叠合，则偶像竞争的胜负关乎自身的胜负。这样，偶像/粉丝的吸引关系，与粉丝群体/粉丝群体的竞争关系，构成了饭圈审美逻辑中的两大不同关系类型，并在不同的情境中融合、对抗、消长。

启示三：自组织性的饭圈粉丝团体，以“目标拆分”“任务分解”“分工合作”等方式，让粉丝在付出时间、精力、金钱的同时，得到逐层刺激。在粉丝群体内部互动和粉丝群体外部竞争时获得的满足感，能够弥补单一“偶像/粉丝”关系中获得感的不足，成为一种基于乌托邦想象的新型社交模式。它与青年人喜爱的“王者荣耀”“和平精英”或其他网络游戏等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在更短的“努力/回报”周期内，持续性获得刺激和满足感，并刷新人际关系。

启示四：饭圈粉丝群体内部的自组织性与群体竞争之间的不可控性，是饭圈乱象的原因，其背后是资本逐利的本质。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饭圈尽管赤裸裸地建构于消费文化和资本逻辑，但其兴起，还是抓住了当下青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人与人隔绝的现代性孤独症、努力学习工作难以得到回报（或者回报周期过长）的焦虑、后现代社会“多重身份”带来的自我认知困境等等。饭圈治理工作的深入，应立足于面对和解决当代青年人的“时代综合症”。

另外，饭圈内部逻辑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偶像商品化、同质化、脸谱化和符号化，固然是流量竞争的必备要素，但与饱满真实的个性、鲜活深刻的作品脱钩，这种流量是“注水”的流量，不具备持续性。在饭圈对于流量游戏孜孜不倦时，另一种流量逻辑，即国产影视剧的成熟也在发生。《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觉醒年代》《扫黑风暴》等以电影化手法拍摄的高质量国剧的不断出现，在青年观众中造成口耳传颂的流量虹吸效应，与以唱跳综艺为主打的饭圈流量分庭抗礼。而这条看似泾渭分明的界线，随着易烊千玺出演《长安十二时辰》，张艺兴出演《扫黑风暴》等，正在变得模糊。当越来越多的“爱豆”们也开始更换赛道，“换个玩法”时，基于偶像同质化、空心化的流量战争，也许能为一种更为成熟的艺术眼光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