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而今喧嚣、浮夸、快速的消费时代的映衬下，再谈现实主义美术看似有些不合时宜、有些落伍。其实不然。

观当下中国美术现象，尽管在各大重要美展与媒体中涌现出的大多数作品可以归属于现实主义美术范畴，但越来越多的青年美术创作者不做现实主义美术的实践与探索已然是不争事实。“他们”或是不屑，或是不热衷，或是畏惧。究其原因是复杂的：有因为自身技艺不足而选择逃避难度的，有因为自我封闭而双耳不闻窗外事的，有因为对题材理解不深刻不到位而不敢尝试的，有因为囿于艺术市场而重复制作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他们对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认知存在浅显、片面、狭隘的情况：既没有充分理解现实主义美术为何，也没有深刻认识到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历史价值，更没有意识到美术创作者应持有的时代担当。

事实上，现实主义美术并不是一个狭隘概念。衡量现实主义美术的重点，既不在于作品是否足够写实或体现出细致入微的刻画，也不在于是否表现出复杂的场景与丰富的情节，而在于作品有没有呈现出一种深刻的关系，创作者对这种关系的成功呈现往往关乎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时代、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其中深层次问题的思考或诘问。

二

关于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历史价值，其实可从经典作品中来进行提炼。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史，其中深入人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几乎都是现实主义美术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潘鹤的雕塑《艰苦岁月》（1956）以稳固的“金字塔”整体造型，深入传神的人物塑造与互动形象，以及乐观积极的精神意蕴，既融汇成为中国架上雕塑的里程碑，也创造出了一个经典的长征题材美术形象，喻示着中国红军在艰苦的长征路上所拥有的奋进精神与必胜信念；王盛烈的中国画《八女投江》（1957）以生动的情节描绘表现出一个紧张的战斗场景，不仅扩展了中国画形式语言的表现力，更助推当时的中国画在是否能表现好主题性创作的探讨上赢得了正面评价……至新时期，徐匡与阿鸽合作的黑白木刻《主人》（1978）没有过多地描绘情节或场景，而是着力于一位藏族同胞的刻画，强化了人物代表群体当家作主的主题思想及美好意愿；尤劲东的连环画《人到中年》（1981）根据同名小说创作，以作者熟悉的中年生活与生存环境进行朴素与自然的描绘，表现的看似是微不足道的日常小事，却生动地传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诚恳、正直与淳朴；王迎春与杨力舟合作的中国画《太行铁壁》（1984）则将中国革命将领、普通士兵的形象与太行山势相融合，传达出革命军人如坚不可摧的屏障一般的意志，并以抽象、概括而整体的艺术手法升华了作品主题。进入新世纪，以往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表现逐渐减少，描绘日常生活的感动瞬间或是理性刻画自我肖像的则逐渐增多，前者可以陈治与武欣合作的中国画《儿女情长》（2014）为代表，作品描绘了一幕一家人团聚的熟悉场景，画面中各种日常生活可见的物件与让人倍感亲切的动作，透出一股亲情与温暖；后者可以彭伟的版画《而立之年》（2014）为重要例证，其表现的虽然仅是一人，但人物形象却有普遍意义，仿佛刻画的是出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整整一代人，个性与共性在此得到绝佳平衡。值得一提的是，从罗中立的《父亲》（1980）到彭伟的《而立之年》过了30多年，两位作者同样来自重庆，构图视角也几近一致，但呈现的却是时代特征与审美精神的截然不同。

我们还可以发现，新时期以来的美术界有很多现实主义美术作品以农民工为重点表现对象，既反映了创作者对外部环境的关注与人文关怀，凸显出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从中实现对题材的扩展与对技法语言的突破。如詹建俊的油画《潮》（1984）以仰视的视角正面刻画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农民，其背后的一片绿色喻示着“希望的田野”，强烈的色彩与有力的造型的结合使画面极具张力，反映出了人物对生活的向往与强烈的时代特征；昕东旺的《早点》（2004）刻画了社会底层的一个早晨，其中任何细枝末节都被画家以敏锐的感受描绘出来，使画面中一角的热闹充溢着十足的生活味；李传真的《工棚》（2008）则以饱满的构图描绘了民工艰辛的生存环境，他们面孔的沧桑与苦涩在画家笔下得到纤毫毕现的刻画；李节平的《小夫妻》（2009）以朴实的手法描绘了一个真实而不起眼的场景，感动、温暖在其中静静流淌……

以上所举例子，尽管主题思想与侧重点各异，但无一不是由诚挚的情感、人性的温度、时代的精神、纯熟的技艺、个性化的风格语言等综合而成的兼具力度与厚度的作品。我们自此还可以得出明证，即现实主义美术非但不会束缚创作者的情感与灵思，反倒是一种丰富的、灵活的表现方法，它甚至可以成为有效助推创作、提升作品意蕴的一种视野、一条途径。更重要的是，这些具有代表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还透出了自身的历史价值，那便是“镌刻时代”，这其实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镌刻不同于摄像机式的直白记录，它要求创作者一方面须舍得沉潜，做好本体语言的创新与磨砺（内炼）；另一方面则要求创作者以敏感的情思与开放的视野去关注能浓缩新时代精神面貌的人与事（外观）。内炼与外观的齐头并进，这也是“镌刻时代”作为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核心历史价值所蕴含的辩证要求。

三

那么，当代中国美术创作者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时代担当，才能更好地推进现实主义创作？其最为本质的认知起点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当下所处的是一个正在发生巨变的时代，一个迥异于以往任何时候的特殊时代。全球一体化的语境，智能化时代的来临，物质丰富而精神匮乏的指摘等，均汇成一股时代洪流，裹挟着身处同个时代的你我他。在这个时代里，美术创作者应有的担当，就是要在面对纷扰喧嚣的环境下直击内心，以勇立潮头的姿态直面挑战与难度；就是要在锤炼技艺、熔铸思想感情与形式语言的过程中认识自我与时代的关系。这意味着任何美术创作者在这个过程中都不能缺席或是隐身，都应当以敏感的情思与所能掌握的技艺去表现人与事，去讴歌时代。在此境况下，创作者一旦缺席，则意味着表现的乏力或者是表现的风向标出现问题。换言之，任何创作者都不能在最急需以艺术来表现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中畏惧、摇摆或是踌躇不前。若再具体言之，创作者要肩负起时代担当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明确主人公意识，描绘新时代，融入新时代。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时代必不可少的一分子，都是各自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美术创作者应当走出象牙塔，走出舒适区，将自己置于整个时代洪流之中，去观察、描绘所处环境乃至新时代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以更好地认知、理解时代特征，熔炼时代符号，体现时代精神；同时要明确主人公意识，积极主动地感悟新时代，用现实主义美术创作引领新时代艺术的良性发展。

二是要破除思想束缚，消除狭隘认知。美术创作者应客观公允地看待现实主义美术，不要将之简单地视为狭隘的，束缚情感、思想与观念的艺术形态。要意识到，创作者参与现实主义美术的创作过程，实际上也是认识自身与环境、与时代之间关系的过程。自己是不是隔离于周围环境，在艺术表现上是不是不够积极或者趋于被动？在生活上是不是热情不够？思考的问题是否深刻？而这一思考过程同时也是创作者与观赏者之间产生共鸣、发生联系的过程。

三是要勇于挑战难度，直面难度。这里要厘清关于绘画“难度”的问题。难度其实不在于构图是否新颖或复杂，不在于所表现的人物形象是否足够繁多，不在于描绘尺幅是否巨大，而在于作品中人与人、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是否直击人心，描绘是否深刻，是否具有典型性。客观而言，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难度确实较大，因为它要求创作者拥有较好的综合素养，艺术衡量标准也高，但正因如此，美术创作者更不应该“畏而避之”，而应当以“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挑战难度，在锤炼过程中完善技艺语言与个人风格，实现对自身的跨越。

四是要积极表现人文关怀，及时体现作品温度。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因为忽略题材内容，一味强化形式语言，急于找寻、确立个人风格。这种将题材与风格作割裂看待的现象，在当前美术创作者中也并不少见。的确，在国家稳定和平、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代，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赋予了中国美术创作者更丰富的选择与更宽广的表现空间。但越是如此，创作者便越要明确自身的艺术立场与肩负的责任，越要有选择地提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或事去表现人性之闪光点。

还有，美术圈关于表现乏力、内容贫瘠、精神匮乏的诟病也给创作者敲响警钟。创作者要深化主题，积极表现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及背后蕴含的人文关怀，在及时体现温度的同时尽量深刻些。“及时”在此尤为重要。因为创作表现上的“及时”，在某种程度上是保证鲜活、保留真实的重要一端。而传达人文关怀，真诚可谓重要前提。具体说来，以现实主义进行表现的动机，不能是为了赶制任务，或是便于在展览上赢得关注度，而应当遵从自己的内心、情感与立场，去描绘曾感动自己或与自身产生共鸣的人和事，去体现人之所以区别于冷冰冰的机器的“温度”。为何米开朗琪罗创作的雕塑如《哀悼基督》被认为是有温度的雕塑？原因就在于艺术家在创作中熔铸了真诚而强烈的感情，冲破了材质带来的束缚。作品材质是冰冷的大理石，但他赋予了塑像“人性的温度”，使年轻的圣母形象仿佛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与大理石同样“冰冷”的机械图像充斥于当代美术创作之中，创作者以机械图像作为灵感来源乃至构成最终的主体形象，在当下美术界几乎蔚为主流。自此，机械图像成为美术界的一把双刃剑，它在很多时候既方便于创作者搜集创作素材，同时也挤压一切造型艺术包括现实主义美术的生存空间，造成其处境的暧昧、困惑与艰难。

对于当前的现实主义美术创作者来说，实现对机械图像的突围，最有力、最直接的武器恐怕就是充溢于作品中、根植于人性的“温度”。它能使现实主义美术作品与机械图像划清界限，既能使作品与自身情感产生羁绊，与观者产生共鸣，与时代产生联系，又能使创作者把关注度转向对艺术本体语言的探索上去。这也是造型艺术有别于机械图像，具有恒久生命力与独立审美标准之重要所在。

总之，中国美术创作者一方面要清楚现实主义美术的核心历史价值在于“镌刻时代”；另一方面则要意识到当前时代、国家对现实主义美术的呼吁与倡导，其实就是期盼着更多的创作者进入到一种表现历史叙事的状态中，因而要自觉肩负起时代担当。时代需要现实主义美术，未来的美术史亦然。

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担当

□杨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