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作家，王蒙集中地体现了共和国文学的精神气象，是共和国文学的一面旗帜。无论是长、中、短篇小说，还是散文、诗歌、传记等各个领域，都有创造性贡献。共和国文学光谱上，已深深地刻上了王蒙的印迹。

自1953年创作《青春万岁》始，王蒙的文学创作始终与共和国的历史同频共振、互通互证，且每每开风气之先，成为共和国文化和精神的密码。2019年9月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王蒙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以彰其“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青春万岁》与共和国美学

《青春万岁》创作已近70年，出版也逾40年，但迄今，没有任何一部文学史把《青春万岁》与共和国文学的“起点”相联系，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更欣赏评论家郜元宝的卓见：“倘若要为新中国文学（当代文学）在创作上确立一个开端，《青春万岁》是最合适的，至少它无可争议地属于这个开端。”显然，这里所说的“开端”，并不是时间意义上的。从文学气质和精神谱系而言，《青春万岁》堪称共和国文学的开篇之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感方式。1953年深秋，19岁的王蒙敏感地意识到“胜利的高潮，红旗与秧歌、腰鼓的高潮不可能成为日常与永远”，遂产生了把共和国之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青年人的“心史”通过文学记录下来的冲动。当年轻的王蒙怀着“隐秘的激情”，写下“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这些金光闪闪的句子，预示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共和国文学的来临。《青春万岁》描写了共和国第一代青年——北京女七中一群女学生的校园生活。一颗颗年轻的心灵，面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所不同的是这部小说的情感特质，无论是夏令营、篝火晚会、新年舞会、“五一”大游行，乃至小小的心灵的涟漪、误会和冲突，都无不闪耀着“金光灿烂的时代”的特殊光彩。事实上，《青春万岁》那种单纯的情感、明快的风格、抒情的笔致，乃至流淌在小说中的特有自信，都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不同，这是一种全新的情感，全新的人物，全新的风格，是一种全新的文学精神和气质。

《青春万岁》堪称共和国的青春“抒情诗”。坦率地说，《青春万岁》不是一种思想的形式，而是一代人的心灵和情感形式。其实，没有必要过于执著于这部小说所谓的“复杂性”，你就把它当作一部最纯粹的“青年的书”来读。《青春万岁》比同时代的任何其他作品，在精神气质、美学风貌上都更代表了那个青春和激情的时代，那种单纯和明净、自信和光明，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青春万岁》最本质性地记录了共和国之初的时代面影和心灵形态。

王蒙是一位历史感极强的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恰好活到了历史的关键点儿上！”恩格斯在谈及歌德时曾说，歌德的出现是“由这个时代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青春万岁》同样也是由特殊时代的特殊“历史结构”所决定的，乃至艺术上的不无简单和幼稚，都与共和国之初的时代情感、时代精神构成了完美的同构，开创了一种新的“共和国美学”范式。

《这边风景》：

打开特殊年代的文学“钥匙”

《这边风景》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这部创作于“文革”期间，尘封了近40年后得以出版的小说，本身就是一件颇具文学史意味的“事件”。

在当代文学史上，王蒙与新疆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王蒙曾说，与伊犁的邂逅是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新疆是王蒙的受难地，也是“福地”。新疆不但构成了王蒙创作最重要的维度之一，而且深度改写了王蒙的文学和生命底色。《在伊犁》和《这边风景》构成了王蒙新疆书写的“双璧”，特别是《这边风景》更是共和国文学罕有的描写新疆伊犁农村生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就如茅盾文学奖颁奖词所言：“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少有作家如此贴心、如此满怀热情、如此饱满生动地展现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图景。”

然而，《这边风景》还有另一更重要的意义。就王蒙创作谱系而言，在其近70年的创作链条上，《这边风景》占有一个特殊的承上启下的位置：一方面，这部小说内在地承续了上世纪50年代《青春万岁》的理想主义余绪，例如小说强烈的抒情性、对爱与劳动的礼赞，使“十七年”和“新时期”王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得以连接和贯通，并得以完整地呈现；更为重要的是，透过《这边风景》，我们可以窥见王蒙新时期小说艺术变革的某种“密码”和内在根据。

当然，对《这边风景》而言，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在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中，“文革”时期的文学基本是空白，即使偶尔提及，也大多是作为某种简单化概念化的文学症候而存在，很少正视其文学自身的价值。《这边风景》向这一文学史“惯例”提出了挑战。它是那个年代的一次激情写作，是“幽暗的时光隧道中的雷鸣闪电”，其健朗的风格、饱满的热情、细密的笔触以及特有的抒情性，让我们有可能重新反思、审视既往文学史的某些“定论”。如果将《这边风景》置于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的整个生态系统和价值坐标系中来考察，无疑会对当代文学整体风貌特别是“文革”文学的认知和评价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边风景》又是打开特殊年代中国文学的一把“钥匙”。

《夜的眼》：

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变数”

“新时期”绝不仅仅是个时间编码，更是某种价值判断或价值期待。

文学史有时是粗线条大师。当《夜的眼》发表于1979年10月21日的《光明日报》“东风”副刊时，说实话并没有几个人认真地对待这篇不足8000字的小说。与同时代的《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引发巨大轰动的小说相比，《夜的眼》无疑寂寞得多。然而正是从它开始，一种全新的文学感觉和文学自觉，从新时期小说的内部生长出来了。如果说《青春万岁》构成了共和国文学“开端”的话，《夜的眼》则是新时期文学真正“报春的燕子”。

这是一篇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的小说，无非是写了从边远小镇来到大城市的主人公陈杲的一些片段式感觉、印象，断断续续，飘飘忽忽，但正是这种类似印象主义的写法，完全打破了当时小说的流行模式，并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人们的审美惯性。敏感的何新在《夜的眼》发表后的第三天，就完成了一篇卓有见地的评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何新用“炉火纯青”来形容这篇小说的艺术技巧，“《夜的眼》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短篇小说艺术上一个可贵而可喜的创新。”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国当代文学年表”中罕见地收录了《夜的眼》，表现出卓著的史家眼光。

2007年，王蒙在接受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访谈时说：“1979年我的小说《夜的眼》的发表是重要的。”在这篇小说发表近30年后，王蒙在《大块文章》中称这篇小说为其写作过程中突然出现的一个“变数”：“《夜的眼》一出，我回来了，生活的撩拨回来了，艺术的感觉回来了，隐蔽的情绪波流回来了。”

所谓“变数”，其实并不止于王蒙的个人创作，而是对整个新时期文学而言。《夜的眼》从艺术形式、表意形态到审美感受等发生的重构性变化无疑是颠覆性的。事实上，这种变化从小说的第一句话就能让你感受到：“路灯当然是一下子就全亮了的。但是陈杲总觉得是从他的头顶抛出去两道光流。街道两端，光河看不到头。槐树留下了朴质而又丰满的影子。”当代文学何时出现过如此惊世骇俗的写法？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越轨的崭新的文学感受和表现方式，这显然不是什么技巧问题，而是感受和表现生活的方式，也就是“小说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夜的眼》开启了中国小说“文学性”的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开始重新思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夜的眼》重构了一种新的文学秩序和文学伦理，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小说，虽然从未有人把王蒙归入“先锋”文学之列，但是如果没有王蒙的《夜的眼》，又哪来后来的“先锋”文学？

《笑的风》：

“流动的空间”与共同体时代的文学

对于小说而言，空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它体现了作家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审美方式。王蒙近年的小说创作极大地突破了“本土性”书写范式，自觉地把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置于世界背景上展开，体现了共同体时代的文学理念。

事实上，自《相见时难》《活动变人形》始，王蒙小说即表现出鲜明的“异域”空间意识。近年来这一意识则更加自觉，成为其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女神》从北京北海公园、伊犁赛里木湖一直写到日内瓦湖、瑞士的伯尔尼、洛桑。《仉仉》中随着主人公李文采的足迹，写了维也纳古德如甫咖啡馆、凯文登大街以及莫扎特家乡萨尔茨堡与山城因斯布鲁克。《地中海幻想曲》中，王蒙借主人公的邮轮之旅，大范围地呈现了希腊圣托里尼岛、雅典卫城等异域空间。《笑的风》更是呈现出流动空间的奇异风景，从一个名为“鱼鳖村”的中国北方小村庄写起，写到边境小镇Z城、上海、北京、广州、西柏林、法兰克福、科隆，直至希腊、爱尔兰、匈牙利。《笑的风》这种大跨度空间的转换，并不单纯是故事背景的变化或延展，在更本质的意义上标志着作者看待世界方式的转变。显然，《笑的风》超越了单纯国家叙事的局限性，建构了一个“中国—世界”平等对话的空间结构，是共同体时代关于“中国—世界”的新想象。

王蒙曾用“地球村”来概括《笑的风》：“这样的视野与写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世界大不一样了，中国大不一样了，文学描写的疆域怎能没有拓展呢？”显然，这是一种新的文学自觉。更重要的是，王蒙小说的“异域”不是“他者”空间，王蒙并不特别强化异域空间的“异域”性，而是从一个更为开阔、开放的视角来写“异域”，体现了一种平等、多元的文化视角。例如主人公傅大成第一次出国的感受是：“中国紧连着世界，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由对立转变为对话关系，《笑的风》堪称中国—世界“共同体”时代文学的象征。它建构了一种新的想象“中国—世界”的方式，克服了传统文学“自我—他者”“中国—世界”的对立感和断裂感，体现了共同体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全新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