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中国作家网“十号会议室”栏目总第二期，我们为大家推荐了作家东西的长篇小说《回响》。“回响”不但整体上隐喻案件与生活的缠绕形成了彼此的回响，在微观的对位上，人与人之间也构成一种“回响”的关系。小说真正聚焦的并不是案情，而是自我的认知和“心灵的探寻”。这也许是吸引众多评论家和读者对其深入探究的原因之一。以下精选专题中的两篇特约评论，以飨读者。 ——编 者

情感问题与小说叙事

□曾 攀

1921年，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他的小说立意袒露的是一种心理的、情感的以及性的苦闷与病疾，以此解析国族的与个体的时代精神状况。小说《沉沦》写“我”不断在异邦遭受灵与肉的双重撞击，这种自叙传书写不仅透露出弱国子民的灵魂裂变，而且也代表着新生的少年中国的文化困境。在此过程中，一个现代主体的情感发展史在国族的精神结构中，遭遇了某种价值的中空。对郁达夫而言，真正难以抚平的，是那种逸出既定传统伦理框架的躁动不安的情感状态，更是在跨文化场域中无法安放的庞杂而繁复的现代灵魂。

无独有偶，在东西2021年的长篇小说《回响》中，冉咚咚的丈夫、男主人公慕达夫，亦以达夫为名，仰慕的是百年前那位身心患忧郁症的在彷徨中沉沦的中国青年，而他也同样在当代的情感生活中，经历了“灵与肉的冲突”。从情节结构而言，《回响》的奇数章是警察冉咚咚侦破杀人案件的现实主义书写，偶数章则是慕达夫与冉咚咚婚姻家庭中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心理主义呈现。在慕达夫那里，“如果非得选一位现代文学家来佩服，那他只选郁达夫，原因是郁达夫身上有一种惊人的坦诚。倾慕郁达夫的慕达夫，在处理冉咚咚的情感困局时，两人身上同样经验着“现代人的苦闷”，以及某种“病”的“心理”，因而情感之“问题”的永恒与特殊，及其不断浮现的历史性的扦格，如何在文学叙事中实现弥合，并纠偏其中之误认和错位，成为了当代中国小说需要直面与表述的困境。

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历史性地处置、安放我们内在的情感，文学文本如何嵌入总体性的感觉结构中，有所发抒。有学者认为，《回响》是一部典型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所谓心理现实，是“小说精心描绘日常生活中个体相对独立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小说自然是映照了心理的种种“现实”，然而同样是一部情感现代主义的小说，而且这样的情感，既是20世纪以来庞大的国族叙事下付之阙如或屡遭篡改的个体情感，同时也是当代文学叙事中的种种试图将之填补的现实性与想象性的尝试。慕达夫的情感真实既是难题，也是谜题，东西却能精准地直抵他们的情感生活，洞悉其中的精神本质。冉咚咚和慕达夫如迷宫般执拗而曲折的感情世界，有趣就有趣在他们的幽微深邃，度量不得、把捉难测。爱情与婚姻极简单，又极复杂，在这个过程中，小说家固然不是神探，不是心理学家，但却可以敏锐地发现“问题”的所在，虽不做评断，但始终勾勒轨迹、挥斥想象。

小说里，冉咚咚与慕达夫曾先后让对方到心理医生那里看病，两人都从莫医生处得到了否定的答案。因此，重要之处或许在于他们彼此情感的交互方式。泥沙俱下的生活现场中无法廓清的主体间性，无法在彼此的有效往来中，形成认知、判断、决定与处置的正确方法，也难以构筑意识与心绪的内外融通。

当然，提供情感咨询并做出解决方案不是小说的命题，叙事更重要的使命在于发现并打开“问题”，促生想象并试探可能的限度。冉咚咚和慕达夫互为镜像，彼此相互指认疾病的所在，又在对方身上寻觅自我的意义；与此同时，慕达夫与郁达夫之间，事实上也是互为镜像的，他甚至还援引了郁达夫的《雪夜》告诫自己：“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慕达夫试图从形而下的婚姻困局中探寻形而上的精神超越。然而事实上却在处置与冉咚咚的关系中失败了，他的内心自始至终撕裂着，甚至郁积成某种心理的症结，反而构成了慕达夫的双重危机——文学机制的失效与现实情感的溃败。

小说中，冉咚咚试图同时勘破罪案与情感的真相，但慕达夫却一语道破其中谬误：“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这可能吗？你接触到的犯人只不过是有限的几个心理病态的标本，他们怎么能代表全人类？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一直以来，东西小说都有着智性叙事的特征，故事的倾向、伦理的意图、表述的精准以及言说的思想，都指向着宏阔幽微的叙事鹄的，更创造着一种总体性的价值质询。有学者说，《回响》具有突出的“智性写作”特征，“它是一部以案件和情感为主要内容和叙事线索，以‘大坑案’侦破和慕达夫与冉咚咚的婚姻、家庭走向为‘问题’导向的分析性、剖析性小说。”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性写作最突出的特征，也便是对“问题”之聚焦、呈现与发抒，并试图去分析之，化解之。

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去追问些什么？情感上的普遍性困境又如何得以纾解？文学如何展示危机并包孕救赎之能力？东西的《回响》矗立于当下，将习以为常的人生尤其婚姻的情感加以问题化。慕达夫在妻子锲而不舍的追问中，他务必回答却始终难以厘清的两大问题，一为是否出轨，二为是否真爱。冉咚咚在外追及大坑案的真相，在内追责丈夫有无出轨之行迹。在如是这般的俗世中的追问里，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又将通过文学而指向何方？五四以降，以鲁迅、郁达夫、沈从文等人所发现的人的内面，以及所开启现代情感本身，主要是通过文学实现的，那么百年来，情感的困惑重返文学自身时，固然也存在着诸多难以解除的困境，更重要的，在当下的开放性语境中，文学如果不具备足够的统摄力与预见性，显然无法辨识、结构那些淤积人心的情感问题。小说中，文学教授慕达夫告诉冉咚咚，小说第一特征是虚构，第二特征还是虚构，但冉咚咚却始终将现实的质疑加诸其身，现实与虚构之间仿佛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与情感存在的是一种割裂状态而非联结融通，百年中国文学在经历从大历史到小历史的转向时，能否真正潜入人物主体的意识甚或无意识之中，与情感的当代处境进行切实的周旋，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东西的《回响》在处置这样的问题，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直面是由于问题的确然存在，而回避则是因为情感自身的复杂性与广阔性，更在于文学并不是直接处理情感问题，而是将之揭开、拓宽。如若文学直接呈现情感咨询与处理，那么其将面临着自身的窄化。细读小说《回响》可以发现，在冉咚咚呼啸而至的质询与怀疑中，她的内在反思是极少甚至是阙如的。而慕达夫则恰恰相反，他在事功上可谓少有建树，却时时充满着自觉或被动的自我剖解，从这个意义而言，夫妻二人仿佛走向了两个极端，小说试图在他们两人之间达到某种平衡，并推及某种启示。而由冉咚咚与慕达夫的情感死局所推衍出来的，是来自于个体的与时代的征兆，这与五四时期郁达夫一代的情感主体所面临的境况是同构的。其中的灵与肉的内在分裂，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尤其对未知的界域（包括实在界与想象界）的一种推离与排斥，使得文学不得不思索自身能否从内部出发并游移于外，真正克服现实与虚构之间难以弥合的界限。

好就好在，作为文学教授并一世浸淫受益于文学的慕达夫，在与疑似情人的贝贞的交往中，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妻子，亦没有背离自我的内心，在他身上依旧能够见出文学光洁而磊落的质地。不仅如此，尽管他早已与妻子冉咚咚签署了离婚协议，却一直没有弃她而去，在慕达夫及其所代表的文学隐喻背后，似乎提供了某种关乎文学的答案。因而，在小说最后冉咚咚再次问及他是否爱她时，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也是可信的。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东西的《回响》，我以为，知识分子慕达夫的形象更值得关注，其延续了五四一代尤其郁达夫一脉的那种表面羸弱却不无重力感的写作，人物的主体性在不断觉醒的过程中，在时刻袒露自我的情感心理时，揭开的是一个完整而丰富的心灵。如此，人物才不至于轻浮简单，而营构出一种拔地而起的写作，就像扎马步一样，一招一式，都毫不含糊，将人的心性最本真的东西传递出来。在文学那里，人的情感，既是归属，也是归宿，以此为路径将可预见的与不可预见的人心展露出来，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又时时体现在细微的生活日常之中，我们仿佛习焉不察，却始终笼罩其间。如此，当我们在深陷情感的困局并于其中经验无助与无力时，则更期待小说叙事能够总体性地观照情感交互中的历史性境况，并为之提供适切的价值参照与文化判断。

我们内心的深渊

才是最大的悬案

□范党辉

认识你自身的黑暗，是对应对他人黑暗的最好方法。 ——荣 格

双线索：大情节和小情节

东西的最新长篇小说《回响》以一起谋杀案为起点。美丽的青年女性夏冰清溺水而亡，右手被人斩断。在女警察冉咚咚的不断追查之下，夏冰清的情人徐山川、徐山川的妻子沈小迎、夏冰清信任的朋友吴文超、徐山川的侄子徐海涛、吴文超的同学刘青、刘青认识的底层诗人易春阳……多个犯罪嫌疑人陆续浮出水面。缉拿水边谋杀案的真凶，是《回响》的第一大叙事主线，借鉴了推理小说的叙事方法，勘破案件捉拿真凶，是贯穿《回响》这部小说的“大情节”，是故事铺陈和结构张力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女警冉咚咚在调查这场谋杀案时，无意中发现自己的丈夫、大学教授慕达夫曾两次在酒店开房。冉咚咚怀疑慕达夫出轨女作家贝贞，由此引发了一场婚姻危机。冉咚咚在勘察、审讯、推理谋杀案的同时，也勘察、审讯、推理着自己的婚姻。情感是《回响》的另一条叙事主线，是贯穿整部小说的“小情节”部分。在叙事上，如果说谋杀案讲究跌宕起伏，情感线则是风吹草动、草蛇灰线，是“近乎无事的悲剧”。案件线为表，情感案为里。案件线驮着情感线行进，情感案是谋杀案所包袱着的“底”。

小说一共9章20余万字，东西在奇数章写案件的侦破与推理，在偶数章写冉咚咚与慕达夫的婚姻与情感。两条线上的人物内心翻滚，相互缠绕，形成“回响”。第九章两线归一，谋杀案终于侦破，真相大白。但是情感案的“凶手”又是谁呢？真相又如何呢？

谋杀案：每个人都杀死了夏冰清一点点

关于夏冰清如何死去、为何而死的谋杀案，是一场复杂、绵密、缠绕、加强版的《罗生门》，是一个多米诺骨牌式的《荒蛮故事》。每个人的叙述，都是一种基于真实情感却又对事实进行过改装的回忆，都是其内心世界的投射，都是对现实的层层过滤的“自我的倒影”。东西说：“我通过他们对现实和情感的反应来塑造他们”。在这里，人物的叙述和行动之间的罅隙，都是他们内心欲望的回响，也是现实真相的回响。

从徐山川到徐海涛，到吴文超，再到刘青，再到易春阳……他们击鼓传花一样地杀死了夏冰清。当最凶残的事情发生，所有涉事者都有一套自洽的脱罪辞。而杀人的酬劳，从200万，到50万，到10万，到1万……不断减少，每个经手人炽热的欲望却不断在叠加。“杀人工程”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的核心地带。每个人在杀人的“链条”中转嫁自己的焦虑、洗脱自己的嫌疑。每一个人的脸上，写着金钱与欲望的互相吞噬，也写着现实的荒诞不经。所以，作者让冉咚咚愤慨：这么多人参与了作案，但最后只有一个间歇性精神错乱者承认犯罪，这严重挑战了她的道德以及她所理解的正义。

在谋杀案中，东西写出了生活的风平浪静水面之下不动声色的凶险、婚姻隐秘角落里的狡诈，写出了人性中的冷漠、虚伪、矫饰和残酷的一面。例如吴文超，他在原生家庭中也受过深深的伤害，他对夏冰清有真切的仰慕之爱，并且也收获了夏冰清的信任和依赖。然而，在个人私利之前，他依然选择了出卖她，伤害她。他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他是“祭品”，也是“献祭者”。他心里有爱，也有恨；有信任，也有背叛。其他几人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故事最终关切的还是人自身的阴影，关注的是生活这颗大月亮的背面。谎言、疏离、冷漠、自私、避重就轻、自我美化、自我开脱……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悲、可怜、可叹。你既想要部分地理解他们，同情他们，乃至原谅他们，同时另外一个你会跳出来阻止，不允许你为他们各自开脱，不允许你原谅。

情感案：爱情与婚姻里

有没有“破案高手”？

冉咚咚和慕达夫的情感案，同样也是复杂、绵密、缠绕的。故事开始时，冉咚咚与慕达夫的日子是岁月静好的。但当她发现慕达夫始终说不清楚在蓝湖大酒店的那两次开房记录的时候，一场人性的实验也由此开始了。

对冉咚咚来说，对慕达夫的“审讯”更多地像是一个象征性行为。其实，她潜意识中早有预判。当她对慕达夫开房事件不断追问时，她已经选择了怀疑。她真正想要的不过是印证和确认。无论作为一名优秀的刑侦警察，还是作为11年婚姻中的妻子，冉咚咚对他人行为、叙述的观察、勘探、认知，最终只可能实现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观察、勘探、认知。不同于谋杀案，在这桩情感案里，没有真相大白的确切答案，有的只是怀疑和对怀疑本身的探究、对人性内心欲望的探究。冉咚咚对自己婚姻的勘察最终只能有一个走向，指向她内心不堪凝视的深渊，一片黑漆漆的虚无。

作者早有暗示，童年时期对父亲出轨的疑虑和可能被抛弃的恐惧，都在她内心深处留下巨大的阴霾。又或者是年轻的属下邵天伟的倾慕、纯粹，对永恒的理想爱情的向往，都早已经令她的心理发生变化。生活与幻觉之间，哪个是更真切的心理现实？此刻的她，无比需要一种确信，需要确认丈夫出轨，让自己的心灵获得自由。

在小说复杂而微妙的两性、三角乃至四角关系中，所有人的精神生活都晦暗不明，每个人的内心都千疮百孔，每个生命个体如此寂寞，情感世界如此荒凉。而人类的婚姻生活又如此喧闹、拥挤，人类到底如何做得到把喧嚣与孤独，拥挤和寂寥整合杂糅在一起呢？

凶杀案，一查到底，有罪就是有罪，真相大白，可以结案。而感情案，依旧留有太多悬念，无法勘破。案件可以推理，心灵世界却永远深不见底。我们的情感生命是一部长篇悬疑剧集。我们的内心是这世界上最大的悬案，蓄满了生命的浩广、幽深与荒诞。

心理学含量：

心灵前史或原生家庭羁绊勘察？

对于东西这样一位以先锋“出道”的纯文学作家，《回响》的引人注目之处，一方面是悬疑类型化叙事的接入，东西娴熟地在推理叙事快感之中注入现实之重。另一方面则是小说之中无所不在的心理学知识的弥散。

冉咚咚的偏执型人格、原生家庭的伤痛记忆和她的“被爱包围着却又无比孤独”，受害者夏冰清的讨好型人格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夏冰清父母的心理远视症，徐山川对异性的占有欲，吴文超的“被抛弃感”，刘青的自卑心，嫌疑人易春阳的被爱妄想症……都为这部小说和剧中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景深和心理逻辑，也展现了时代生活的芜杂性。小说中很多人物的行为方式，或多或少地带有原生家庭的羁绊。冉咚咚在两条叙事主线中的不断勘查，其实也实现了对众多人物的“心灵史”和原生家庭关系的勘察。每一个人物的行为背后，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有过去生活的痕迹和影响。

最终，在所有人的故事里，作者恐怕还是在告诉我们：请拥抱你的悲伤，你的灵魂在这里可以得到生长。想要获得幸福，请先认识你自己，理解你自己。爱情、婚姻、家庭，应该是让你的灵魂得到喘息，应该是更松弛、自由的、舒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