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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的“行星转向” □李国栋 2022年03月23日 来源:文艺报

比较文学自诞生起就不断遭遇着合法性的质疑,“危机”之声不绝如缕。从克罗齐、韦勒克、米勒、巴斯奈特,再到似乎为“危机论”画上句号的斯皮瓦克,比较文学在一些人眼中似乎成为了一个“新鲜噩梦缝制的精致僵尸”(苏源熙语),丧失了人文学科本该葆有的“有机”价值。斯皮瓦克在《一门学科之死》中以“死亡”来隐喻这门学科的现状,但值得注意的是,她同时也在着力构建一门“新比较文学”(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重塑该学科的研究范式与人文理念。更准确地说,“比较文学”并非被斯皮瓦克判决了“死刑”,而是被推上了一条“行星转向”(planetary turn)的道路。这一宏大转向具有纠正当今比较文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困境,需要我们从本土化的角度辩证地加以反思。

“行星性”对“全球化”的替换

斯皮瓦克以敏锐的后殖民批评蜚声国际学术界,在对比较文学的批判上,她一如既往地展开了后殖民批评。她认为,比较文学长期以来都处于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之中,对南半球和少数族裔的语言和文学缺乏理解。这种研究偏向导致了欧美文学的正典化和第三世界文学的边缘化,使非西方语言、文化处于经常被误读的状况。全球化加剧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惯性,产生了“有限渗透性”(restricted permeability)的单向文化交流,即从“文化强势国”跨越边界向“文化弱势国”是轻而易举的,但从“文化弱势国”向“文化强势国”跨越却困难重重,而且它们彼此之间往往也缺乏交流。这导致了一些弱势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文化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仍然处于“盲区”之中。

针对“全球化”的这种倚强凌弱的文化秩序,斯皮瓦克建议用“行星性”来替代它,以此重塑我们的归属形式与文化观念。斯皮瓦克谈到,“行星”(planet)与“全球”(globe)是两种不同的世界想象方式,前者是一个自然的、环境主义的、未经政治分化的空间,而后者是一个人工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化了的空间。因此,前者可以逆转后者的政治想象,达到一种“去政治化”的效果。这种“去政治化”并非将政治彻底抹除,因为“政治”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思想属性。这里的“去政治化”是将施密特式的“敌对政治”转向德里达式的“友爱政治”,重塑一种互相尊重、互负责任的“主体-他者”关系。

显然,斯皮瓦克对“行星性”的阐释承继了列维纳斯的他异性思想和德里达的异质性观念,她依托于“行星”这一具有生态意义的概念,创造性地扩充了该词的文化意蕴,使之成为后殖民理论的关键词之一。“行星性”强调了一种新的归属方式,即我们都是这颗蔚蓝行星的平等借住者,我们没有权利去干涉、侵占他者,只能作为“绝对他者”的伦理呼唤而存在。如果比较文学以“行星性”作为自身的研究伦理,那么它就能转向一种责任意识,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中解脱出来,真正地进入他者之中。

“行星转向”的实践路径

以“行星性”作为“新比较文学”的价值旨归,或者说使比较文学开启一种“行星转向”,还需要在实践路径上加以规划。斯皮瓦克的主张是利用区域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和语言学习优势,重塑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对象上,她则主张对南半球加以关注,而不能仅将目光锁定在北半球上。

区域研究是伴随着上世纪冷战而兴起于美国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但也正是因为它的情报价值,所以在语言学习上要求极高,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往往会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实际的语言学习和田野调查。但冷战结束以后,苏联学的衰落、研究资金的缩减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冲击使区域研究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但是,区域研究存留下来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则在比较政治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依旧活跃,可以为比较文学提供事实依据和数据支持;而区域研究的语言学习传统可以为比较文学提供更加宽广的语言资源,使学者接触到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与文学。由于这时的语言学习,不再有区域研究时代的大量项目和资金投入为依托,所以斯皮瓦克要求我们要主动去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学习语言,并且在语言上尽量达到较高的精严程度。

研究对象的南半球转向也主要是从语言的关注入手。像非洲、南美洲等地区的语言多达几千种,其审美特点、文学形态对于西方人来说似乎还处于一片“黑暗”的地带。文化研究往往会在一种简单的政治立场上发声,但它对语言的无知却总会对“文化弱势区域”造成另外一种压制,并且无视其内部之间的差异。斯皮瓦克认为,抛弃文化研究的政治立场,从语言方面入手,才能根本性地解决主导文化的挪占问题。这种对南半球语言的学习,虽然看似十分困难,但却是使比较文学走出西方中心主义、避免他者误读的唯一途径。

“行星转向”的问题与困境

斯皮瓦克在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上重释了“危机论”的当代内涵,并雄心勃勃地勾画了一幅“新比较文学”的蓝图,试图为未来的比较文学指明发展方向。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新比较文学”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并未成为现实,“行星转向”也仍然只是一个预测。艾米·埃利亚斯(Amy J. Elias)和克里斯蒂安·莫拉鲁(Christian Moraru)在《行星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关系性与地缘美学》一书中指出,行星话语虽然在当代文化与艺术领域逐步扩张,但它目前仍远未达到系统化的理想效果。斯皮瓦克的“新比较文学”构想,在一个总体上不够成熟的“行星转向”中停滞不前,已表明其理论并非完美,而是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

首先,斯皮瓦克的“行星主义”(苏源熙的概括)是一种基于否定性话语的想象,她对解构主义的继承使得她采用一种存留空白的方式来描述他者经验,他者被视为一种异质性的“绝对他者”。因此这种想象方式很难形成一个明晰的他者形象,而且在对差异的过度强调下,也很容易催生出不可逾越的交流鸿沟,从而导致难以预料的文化冲突。

其次,斯皮瓦克的语言主张缺乏实践性,因此很难在未来的学科建设中真正地施行。斯皮瓦克认为我们应该对南半球语言深入地学习,但南半球语言的数量和难度似乎超出了当代学者的学习能力。美国语言学家丹尼尔·埃弗里特(Daniel L. Everett)在《别睡,这里有蛇——一个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亚马孙丛林深处》中表示,他花了30年的时间在亚马孙雨林里与皮拉罕人生活在一起,才逐渐习得了皮拉罕语。这种精力的投入对于当代人的学术节奏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斯皮瓦克本身也没有掌握几种南半球语言,因此其提议缺乏实践性。

再次,斯皮瓦克提议我们要忍受无薪工作,建立赤脚学校,不向一些基金项目的课题妥协,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南半球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中来。但是,这种对抗学科体制的做法没有考虑到学者的生存现实,因此缺乏广泛的号召力。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的2017年的报告《比较文学的未来》中,斯皮瓦克发表了一篇短文《语言的终结?》,承认了比较文学在过去十几年来都以各类基金为导向,语言学习也只是从事人权工作的工具而已,这证实比较文学的存活必须要谋求现实的生路。

“行星转向”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启示

比较文学“行星转向”的提出虽然主要针对的是美国比较文学,但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来讲,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首先,“行星转向”具有后殖民主义的批判立场,“新比较文学”不再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欧美文学为重心,而是转向了南半球语言与文学,这有助于拓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版图。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欧美文学”往往就是“外国文学”代名词,像非洲文学、阿拉伯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往往只是教材中的“其他”部分,在课程考核和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也基本被忽略。在后殖民主义者看来,这种知识格局含有强烈的西方价值观,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知识”话语。“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个位于“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其实只是“欧美文学+其他”而已。

其次,“行星转向”强调以语言学习的方式真正地进入他者,这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倚重译本的文献习惯、倚重英语的语言习惯具有一定的纠正作用。国内师生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往往采取较为简单的方式,即通过现有的译本来阅读和分析,而对外国语的学习尤其是南半球语言则比较松懈。这必然影响到了文本的选择和研究的精度,导致英语文学的研究多于其他语种的研究,也导致了语言上的许多误读。而要想克服这种“减值”的“变异”,就需要我们在语言上践行斯皮瓦克的主张,学习更多的外国语言,并达到更加精严的程度。

再次,“行星转向”强调“行星性”的研究理念,这有利于纠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他者刻板印象,树立责任化的研究心态。在文化传播中,“输出”与“拿来”是两种常见的方式,但这两种方式都以自我为目的。相比之下,“责任”则具有更强的利他性,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无疑也是一种必要的人文品格。以行星性的文化心态来看待他者,就能避免刻意歪曲他者的“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以平等的姿态建立主体间的互惠关系,从而有利于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的美好理想。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斯皮瓦克的“新比较文学”构想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包括对差异的过度强调、对语言要求的过度理想化、对学科制度建设的忽略等。因此,在考虑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未来建设时,我们仍需从本土化的知识背景和问题语境出发,走出有自身理论特色的、有独立价值取向的学科道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