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书婷,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新诗研究,博物诗学研究。
在作为一门古老学科的博物学已然式微的时代,我们为何要重提博物学和博物文化?在一种学科交叉的视野中,“博物”又何以“诗学”?它究竟能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看的方法”?不妨从两个“看”的故事说起。
第一个故事来自20世纪“生物多样性之父”爱德华·威尔逊。他在自传《博物学家》中讲述了一段童年经历:7岁的威尔逊习惯于在他亚拉巴马州家乡的海滩码头上,长久地凝视湛蓝的海水,那里总会浮现各种海洋生物,让他心醉神驰。某日黄昏时分,毫无征兆地,一只超大的海鳐悄然潜到他脚下的浅海,又慢吞吞地滑向另一边的海水深处。那一瞬间只有几秒,却给了威尔逊极大地撼动:它圆形的身体像一片巨大的黑影几乎覆盖了儿童眼中的整片海面,又转眼消失不见。威尔逊讶异地立刻在心底再次呼唤这只鳐。他接连很多天守候在海边,却再也没有见到它。多年以后,他终于明白这只巨鳐对于他成为一名博物学家的意义:人类幼年时期总是饱含着对未知世界的期待和好奇,而深海中的罕见巨鱼就是这种用极具冲击力的印象来满足这种饱含求知欲的“看”的一个符号。它在儿童心里投下的强烈影像转换成巨大的激情和能量,促使他去积累更多的经验和知识。这几乎可以看作是人类在文明道路上不断“求知”的一个寓言。在这个意义上,由观察之“看”而起的博物学通过丰富的实践来建构科学的一角,这种实践性往往能够同时打开理性和感性以及科学和人文艺术之间的大门。
第二个“看”的故事来自于鲁迅在散文《“这也是生活”……》中的自叙。1936年8月,病重的鲁迅在夜间醒来,喊醒许广平,希望她打开电灯,让自己“看来看去的看一下”。借着穿窗而入的街灯的微明,鲁迅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的夜”,这一刻他心中涌动着无法抑制的深情思绪:“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一生都热爱博物学尤其是植物学的鲁迅,将毕生对自然万物的精观微察、对中西方博物学理论的兼收并蓄,融汇进对人间澄明、挚切的爱,认证了一个“更切实”的自己。这是作为一个现代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对博物学之外延与文学之内涵之间复杂浸润关系独到的理解。这是鲁迅的“深情”所系,也是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指出的、自魏晋以来人们“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这是一种自觉于功利器用之外的、发自内心本能的文学所包含的超越性深情永不止息的脉动。
概言之,“求知”与“深情”是“博物何以诗学”最根本的关窍所在:“博物”过去曾是、现在仍是、未来也必将是人类文明探询未知领域的一种科学勘探;“采物比兴”“感物言志”“格物致知”“陈物志史”则始终是人的情感、思绪与自然万象、大千万物之间相互启发、应和契合的一种人文视域。这二者之间的每一次交叉、叠加或者重合,都是人类文明史、文化艺术史上的闪耀或焕新时刻,拓展出更真、更深的“看的方法”——一种抽象观念和艺术方法之间的贯通: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视域、审美思维、审美手段的相互激发与融汇。
回溯中西方文学的起源说和中西方博物学、博物文化的发展脉络,可以从不同角度佐证这一点。西方文学起源说以亚里士多德“摹仿说”为代表,强调了文学艺术的“客观再现”;中国的文学起源说则以魏晋时期的“瞻万物而思纷”“诗缘情而绮靡”的“感物说”为代表,偏重于文学艺术的主观表现。西方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概念也是自希腊博物学而始,更多地偏重于自然科学规律的探索。此后近现代博物学家林奈、布丰、达尔文、赫胥黎、法布尔、劳伦兹、古尔德、威尔逊无一不是沿着“科学探究”这一脉相承之路迤逦而来。中国的博物学则沿着孔子所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名物之学拓展开来,天然地带有多识博闻、校名述异的广义博物学色彩。也因此,中国历代的博物学家往往兼文学家、艺术家于一身,人文色彩更加浓郁。
近现代以来,随着达尔文“进化论”、赫胥黎“天演论”以及林奈、布丰、吉尔伯特·怀特、卢梭等人的博物学相关理论、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并在哲学、文学、艺术领域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在人文艺术领域内中西方博物学所产生的混融、复合型影响。“博物文化”以“自然主义”精神为核心,在不同时期、不同角度带有广义上的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它的不同切面造就了一系列物启万象、博以深思的符号和形式,反映在文艺创作中,型构出一种闳意眇旨的“博物诗学”。
这种博物诗学一是作为一种科学观念的启蒙,对现代性主体意识、现代性思维模式的影响,比如博物学的主要思想——如进化论、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等,引发了相关的现代性启蒙思想乃至思潮;二是作为一种潜在的艺术规律对现代文学艺术具体呈现形式的潜移默化,比如对抒情性文体和叙事性文体的不同影响:前者可以提炼出受到博物学启发的现代意象、节奏、语言等等,后者可以梳理出与之相关的叙事视角、叙事伦理、叙事时空、叙事结构等方面。如果把目光转向文学的整体图景,就像弗莱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启发“像一名生物学家解释生物体系那样解释着诗歌,从中辨认出它的类和种”,“依自然的顺序”“从首要的原理开头”建构批评原则来探究文学的“整合的原则”,从而能既见“树木”更见“森林”;同时文学批评的视域也将进一步拓宽或者还原到文学生长的原点:文学植物学、文学动物学、文学地理学、文学风景学、文学感官学……一系列相关论题也都成了“博物诗学”中分而聚之的应有之义。
于是我们看到了文学家在近现代中西方博物学、博物文化的复合影响下既传承文化传统、又能开辟新的方法与途径的“新看”与“新见”。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看到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文学内部的进化图景,以“种得兰花草”的热切和魄力推动了新诗的诞生;鲁迅洞见了现代思想启蒙进程中的“中间物”状态,并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思想者、战斗者的姿态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深情于一身;许地山的文化人类学造诣如一场“空山灵雨”,又“落花生”于他的文艺创作;沈从文后半生的服饰考古学研究和前半生的抒情文学创作一早就在他的《湘行书简》中暗结情缘:“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沙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卞之琳在他的《山山水水》中总结出了“一个结晶的境界进向次一个结晶的境界,这就是道”,这“相对的绝对”的“道”在《白螺壳》里具象为一朵带露的蔷薇花;冯至1941年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常行走于昆明郊野,“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看的好像比往日格外地多”,而在他视野中逐渐清晰、立体起来的一株“渺小”而不辜负“高贵和洁白”的鼠曲草和一棵高耸、萧萧玉立的有加利树,共同撑起了一部27首组诗《十四行集》的天空。
这样的“新看”与“新见”,一直延续到当代小说家、诗人如迟子建、王安忆、阿来、金宇澄、欧阳江河、翟永明、臧棣、张执浩……可以说是数不尽数,而科幻文学和生态文学又在21世纪用更真更深的“看的方法”拓宽这种“求知”与“深情”。
对于当下,身处一个每日都在目不暇给迎接“新变”的时代,也许我们让内心沉静下来的方法,是回望2500年前田埂上的一株“薇”。看它“作止”“柔止”“刚止”,摇曳在四季阳光里,伸展柔韧青翠的枝叶,绽放紫色细碎的花序,结出坚硬如钢的果荚。于是整个人类跨越时空和种族的悲欢都在这一刻显现并获得了互通的魔力。不妨在这一刻念出它在自然界中的命名:救荒野豌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