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喜剧节目，如《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等，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不仅带火了一批本来默默无闻的喜剧演员，也让喜剧这门古老的艺术以年轻化的姿态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所谓“年轻化”，既是指在制作上迎合互联网时代的收看习惯与审美趣味，更是指这些喜剧作品的内容极为契合当代都市青年的痛点与笑点。换句话说，这些节目依靠多元化的演员群体、多样化的喜剧类型，呈现出当代生活的不同侧面，宛如一幅幅浮世绘。

在观看这些节目时，观众可以明显体会到，许多隐而未发的生活经验被喜剧演员生动演绎了出来。喜剧演员赋予这些经验形状，以合适的节奏、语言、表演方式直击观众。相比之下，如今的文学、影视作品还在为接地气、摆脱悬浮而努力，喜剧节目却凭借其单刀直入的优势，四两拨千斤，将生活中的矛盾点、荒谬点迅速拆解出来，通过放大、变形等手段使其产生艺术效果。学者麻文琦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曾指出，喜剧在我们的时代具有“即时性”，这个概括很关键，比如脱口秀、生活流等喜剧形式，对于当代生活的揭示无疑是快速高效的，给予了观众另外一种看待事情的方式，通过自嘲或是他嘲来缓解压力，达到放松的目的。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即时性”接近于“短平快”。三联主笔黑麦在《脱口秀为何火爆 喜剧的短平快时代》一文中写道：“不过今天的笑似乎有了些不同，对于很多人来说，幽默变成了一个沉重的字眼，那些漫长的铺垫和蕴含哲理的台词不再被重视，人们需要的是直接的、新奇的金句，爆梗，一段很‘炸’的段子，一个有脑洞的逻辑……长篇的段子被加上倍速，被截取，成为碎片化的笑料，于是，幽默，就变成了逗笑。”这段话很精彩，也颇能反映人们对于当代喜剧的担忧。“幽默”一词是林语堂在上世纪30年代的翻译，意指人如何思考、说话和生活的哲学。从幽默到逗笑，蕴含着艺术品质“降格”的惋惜。比如《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关于《三狗直播间》这个节目的正义，其实就涉及逗笑与幽默的区分、喜剧是否要承载意义的问题。

不得不承认，今天确实有许多短平快的搞笑方式，艺术价值参差不齐，有的甚至跌破底线。但所谓短平快，还需更贴近实际的进一步阐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的增大，娱乐方式的提速在所难免。仅仅站在制高点上对其进行批判，似乎早已成为大众文化批判中的陈词滥调。如何理解这个加速时代的喜剧形式，在理论上是相对滞后的，创作实践则走在前面。在迎合观众、适应媒介与保持艺术品质之间，到底应当如何平衡，还需专门的探讨。

而与现实的密切关联，也催动了“问题喜剧”的出现。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有“问题小说”的概念。喜剧很大程度上也承担了这一功能，尤其是脱口秀这类喜剧，一定会输出某种价值观，也就意味着表演者对某个问题形成了自己的态度与叙述。这几年最出圈、最有影响力的便是杨笠关于“普信男”的段子，它引起了关于性别问题的广泛讨论。随着女性喜剧演员的增多，性别议题得以借助喜剧形式进行传播，正在实现对以往以男性为主导的喜剧格局的某种超越。

不过除去性别议题，目前喜剧形式所延展出的现实向度，大多还是集中在个人生活，尤其是婚恋、职场、家庭等领域，那些贴合中国人伦关系的段子也往往最耐人寻味，比如赵晓卉的淘汰感言所讲的那些微妙和真实的关系。借助表演，当代喜剧的现实感很多时候是指情绪上的真实，那种腔调、节奏和姿态，既反映了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内面，也引领着时代风尚，改变着日常语言本身。相较于个体表达，当下喜剧对更具公共性、社会性的议题还是开掘得不太够。这当然受制于舆论环境，但也受到创作能力的制约，亦即创作者无能力解放自己的眼光，跳出一手经验的局限性，把个人生活放置于更广阔的世界中。但无论如何，作为一门正处于上升期与变革期的艺术类型，喜剧正在成为当代人的“生活刚需”，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解压与疗愈功能。更重要的是，喜剧借助犀利的、另类的语言，令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暴露出它的不合理，那些被绑缚着的小人物，可以相对自由地进行表达，以超然的目光审视、消化自己所承受的不公或伤害。同时，好的喜剧也能够呈现多种多样的生活态度与可能性，帮助观众打破偏见，恢复生活本应有的宽广度，培育应对生活的通透态度。这些无疑都是当代喜剧正在孕育中的宝贵潜力，值得我们期待与呵护。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