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手机屏幕上弹出一条消息，说是阿云嘎老哥走了。我头蒙了一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勉强镇静下来后，我给呼市的一位老友打电话想问个究竟，接通后，还未开口，老友就直接说他和妻子刚从阿云嘎家回来，接着便叙说起老阿最后的日子。顿时，一股巨大的伤悲从电话那头飘了过来，让我的心不禁突突乱跳。老阿就这么仙逝了，甚至连最后的告别都没留给我们这些老友，我心中哀哀的，而他笑眯眯的样子时常萦绕在心头，让涌起的悲哀不由得更重。刹那，几十年来，我与阿云嘎交往的点滴，清晰得就像刚刚发生一样。

三十多年前一个冬天的上午，鄂尔多斯高原上空飘着漫天的雪花，目及之处全是白的。那天，我正在家中的小院里挥锹铲雪，忽然院门被推开了，吱吱呀呀显得挺费劲。我定睛一看，原来是阿云嘎笑眯眯地踏雪走了进来。他高大的身上铺着一层雪花，乌黑的头发也被雪花沾满，我急忙伸手为他扑打。他笑着说，没事，没事。我说大雪天的跑啥呀？有啥事，你招呼一声，不就结了？阿云嘎笑着说，天大的好事，我必须亲自跑一趟。我说啥好事啊，还劳驾你这个大秘书长大雪天跑来？

进了屋，阿云嘎笑着说，昨天接到中国作家协会通知，让你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俄罗斯哩！我按急件立即找书记批了，书记还让我代他祝贺你哩！我高兴地说，咱俩得喝一杯了。阿云嘎笑了，说就是这么个意思。那时，我们是年轻人，酒量都很大，不觉间每人喝了一瓶酒。阿云嘎感叹道，现在中国作家协会对咱伊盟作家真是格外照顾，你看，我去年刚从德国回来，这不又把你派出去了？我说是的，内蒙古文联、作协刚开了咱们的作品讨论会，咱们不就好事连连了？能代表中国作家出访，我和阿云嘎是非常看重这份荣誉的。当时，我们都是小县城的作家，既有文学雄心的不断膨胀，也有天高地远偏离文学中心的惆怅。能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国交流，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大喜事，这更是一种认可。人们的认可，对作家来说，真不是虚荣，而是一种文学的骄傲。文学有着穿越时光的高傲，文脉是民族的血液，是永不磨灭的民族之光！

那时，阿云嘎和我们这些北国县城的文学青年都有这样的共识和信仰，有为之奋斗的信心。我们虽工作各异，但都是文学之道上的朋友，文学像一面旗帜把我们聚在一起。那些年，我们住在盟府东胜的几位作家经常走动，像贺政民、周雨明、乌雅泰这些作家略长我们几岁，文学成就也比较大，我们经常在一起听听这些文学长者的教诲，喝酒探讨文学：谈托尔斯泰，谈雨果，谈王蒙，谈《高山下的花环》……大家谈得眼珠子放光，对未来的文学世界充满了向往。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作品是作家的通行证，要想占有人生的位置，必须把作品打出去，冲出内蒙古。阿云嘎不仅是写作者，更是一位有大抱负的思想者，他实际上是我们这些文学青年的老大哥。他常对我们讲，伊盟的作家要想有大出息，就必须向伊盟的前辈作家如贺政民、云照光、杨啸他们学习，要以优秀的作品亮相全国。他常说，像老贺这些人的文学价值得看几十年。他这话，我也记了几十年。留存几十年，这是阿云嘎给我们讲过的文学起点。

阿云嘎常给我们说，伊盟青年作家必须成批量地占领全国重要的文学期刊，渐渐把伊盟打造成内蒙古的文学重镇。他说伊盟的文学是有传统的，历史上曾出现过萨岗彻辰、贺希格巴图等文学名家。从他的嘴里，我才知道这块地方绝非文学上的沙漠，历史上的文学成就何等了得！后来，听说阿云嘎也尝试用汉文创作，我知道这等于换一种语言思维思考构思，其难度之大，是我无法想象的。对他这种文学选择，我除了尊重还有钦佩。后来看到了阿云嘎许多名篇发表，像《浴羊路上》《吉日嘎拉和他的叔叔》等等，心中钦佩之情更强烈了。那时的阿云嘎，实际上已经是伊盟文学方阵的领头雁。而我才刚在区内盟市级的一些杂志上发表过几篇作品，当时的理想就是能有作品上《草原》。那时伊盟的作者上过《草原》的，也是凤毛麟角。阿云嘎笑我志向要大一些，还说《人民文学》《十月》《当代》难道咱伊盟人就没法上？我感到这话挺提气的，想想伊盟人志向就是高远，难怪这里走出的文学前辈出手都很不凡哩。像《鄂尔多斯风暴》《玉泉喷绿》《红雨》《重回石磨湾》，在那时的我眼中就是文学图腾，是引领我前行的猎猎旗帜。还有阿云嘎的笑容，也总是闪现在我的眼前，鼓舞着我的创作。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退稿信，是名编章仲锷手写的，有两页纸，其中还有一些鼓励。我好高兴啊，立马就骑上车去找阿云嘎，兴奋地让他看看。阿云嘎说名编亲笔写退稿信，还这么长，他是看到了你的文学才能和潜力，你有希望了。我当时挺感动的，竟有些泪水涟涟。阿云嘎伸出大手拍拍我的肩膀，说努力，坚持！冲上前去！

有一次，我们一些作者一起喝酒，乌雅泰笑眯眯地告诉我们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他的作品《祝你们幸福》已经被《当代》留用了。这在我们看来，无疑是一步登天的事情，当时我们好羡慕哟！记得阿云嘎微笑着，张开双臂与乌雅泰拥抱，后来我们这些人都抱在了一起举杯庆祝，为伊盟文学近些年来突破瓶颈兴奋异常。那天我们高兴地喝了很多，我说我手头也有几部中篇，总体归纳为“金色的弯弓”中篇小说系列，也想试试冲击国家文学大刊。阿云嘎鼓励我，说我看你的作品非常不错，有读头，我非常相信自己的眼光，蒙古人看不出千里马来，算甚蒙古人？阿云嘎的作品已有成就，又是我钦佩的文学兄长，他的赞扬让我的胸口一阵阵发热。他的鼓励，在我这样的文学青年心里占有好大好大的位置。

阿云嘎时常鼓励我们埋头写，弓着腰往上冲。有一年，王蒙、李准一行文学名家在布赫等领导的陪同下，来访伊盟。后来听阿云嘎说，大作家李准对伊盟的文学寄予了厚望，还写了“鄂尔多斯一定能出大作家”的条幅给予鼓励。当时我们这些小青年听得眼睛都闪闪发光，那可是动人心魄的文学时代啊！他的预言会应到谁的头上呢？那天，我的心里飘过一阵惊喜和向往，也记住了阿云嘎常给我们讲过的话：埋头写，弯腰冲，我就不信……

我就这样又苦苦写了几年，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退稿的折磨和打击，慢慢地有些时来运转苦尽甘来了。我相信那句话，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终于，我也看到希望的日光了，那是猝不及防的亮眼和璀璨。我的“金色的弯弓”系列中篇先后被文学大刊《十月》《当代》《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选中刊发。特别是《十月》一下子就选中了三部，责任编辑张守仁、田增翔亲自来到伊盟跟踪、修改，把我叫到北京一点点打磨，并在一年时间内全部用头条位置推出。张守仁说《十月》这样集中发稿子，你肖亦农是头一个！而且《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相继对这些作品进行了转载，我一下子坐稳了自己的文学位置。阿云嘎立即把我的创作情况，通报给了盟委当时的主要领导，他还陪着主要领导来单位看我、开座谈会、向我表示祝贺。我知道，这是阿云嘎的匠心运作。晚上吃饭时，阿云嘎笑眯眯地望着我，说自己识文识人的眼光还是有一点点的。我俩一气干了三大杯。恍惚的我忽然感到阿云嘎身上有光束笼罩，我觉得这人就是我的福星。在我的文学历程中，阿云嘎的不断赏识和鼓劲，让我像大漠上的柠条一样百折不挠。阿云嘎是个有佛心有佛光的人，人也长得富态，带有几分佛相，尤其是他的笑容，就像束光，让接触到他的人心里暖融融的。阿云嘎那天一直跟我说，我们的文学之路还很长，要当就要努力当大作家，说得我心里热滚滚的。

后来，我去北京读文学创作研究生，恰分到李准名下。我当时特别高兴，因为他预言过鄂尔多斯一定能出大作家，由李准担任我的文学创作导师，莫非是一种机缘巧合？我和同学洪峰、千华去看望导师，这位蒙古族大作家看了我的中篇小说《红橄榄》后，说能改部好电影，他愿意为这部作品做些工作。当时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名声之大，可谓天下无人不识。他给我的鼓励怎一个“大”字能诉说？李准还说，你们青年作家的脚上一定要沾露水珠儿，意即要深入生活，走进民间，关心弱者。我看着李准，忽然觉得他和阿云嘎有些相像之处，尤其是他们笑起来时非常酷肖。放假回家，我常找阿云嘎聊天，说起这种感觉。阿云嘎说，我倒没有觉出，可能因为我们都是蒙古人嘛，外人也许能看出相似的地方。我说我真有这种感觉。阿云嘎道你命好，遇上了一位蒙古族文学大师，李准老先生讲得非常对，脚上得蹚露珠儿，碰上这样的导师，你这研究生也就没白念了。他又感叹自己工作太忙，读书写东西的机会太少了……

我能感觉到他没时间写东西的苦恼。他那时担任盟委秘书长，可以说是伊盟的大管家。分身乏术的他很希望能踏踏实实写些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就找我，我可以帮忙协调。我说的确有许多作家朋友都想来伊盟看一看呢！他说放心应承，我给你做后盾。第二年夏天，我约了王蒙、蒋子龙、林斤澜、谢永旺、张少敏、何镇邦等文学名家来伊盟，阿云嘎和盟委领导第一时间拜访了这些文学名家，并邀请他们参加了伊盟文学界的欢迎宴会。这个宴会当时是由阿云嘎在背后支撑着的。我看中的就是阿云嘎的人品和魅力，才敢把这些文学名家请到伊盟。

人年轻又有点小成绩，就难免有撑不住的时候，我也一样。尤其是顺风顺水之时，创作上风生水起，自己便不免有些飘。有一年在自治区作协召开的创作规划会上，我忽然提出要在三年的时间内，创作五部长篇小说。大话说出以后，我就后悔了，觉得话说得有些满了。与阿云嘎聊起时，他只是淡淡地笑了笑。他说追求著作等身，是每个作家的梦想，但我看好的还是写一部是一部，写一篇是一篇，应当有自己的代表作。作者的作品应当比作者名字大，最好的状态是，人们知道这部作品，但未必知道作者的名字。他这一说，如醍醐灌顶一般让我清醒。他那时已经调到了自治区文联出任党组书记，由过去我们的文学大哥变成了自治区文艺界的领导，但他脸上还是挂着那特定的笑容，大度的，看透世间一切的。在这样的笑容面前，我感到了一股巨大而高深莫测的力量迎面涌来，让我这个文学小字辈不敢太飘，决心还是要当一个写作时驰骋人生、生活时谦虚做人的作家，应当懂得敬畏，识得好歹。多想想阿云嘎的笑容吧，那就是一面镜子，时刻印在我的脑海里。那年，当我将长篇小说《黑界地》送给他看时，他问发行多少？我说当时讲好的是五万，临上机器开印了，又通知我成了两万。米都上锅了，我也就没办法了。他笑了，他的笑还是那样有内容。后来我又去阿云嘎那儿几次，想听听他对《黑界地》的看法，但他都没有讲。我以为是他没看上，心中有些啾叽叽的。好多年后，我听一位蒙古族作家说，是阿云嘎让他读读《黑界地》，而且一定要看两遍，提醒他，看看人家老肖是怎样写长篇的。我听后非常感动，原来阿云嘎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我，那深切的目光让我终生永记。从那时起，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作品写成后一定要找阿云嘎这样的大师级人物看一看，把把脉。我在写《寻找毛乌素》时，写作前我读了大量关于毛乌素沙漠的文献资料，而且重点读了阿云嘎的长篇历史小说《席尼喇嘛》，受益巨大。在表现毛乌素沙漠的人文历史时，席尼喇嘛是非常重要的章节，一些史料都是阿云嘎这部书提供的。我在文章中特意提到是根据阿云嘎的考证，不能贪别人的资料为己有，用时必须交代清楚，这是文人最基本的品质。阿云嘎在阅读这部书时，很是满意。他给我说过，他跟女儿交谈时，特意提了这个细节，说肖亦农叔叔在作品中提到了爸爸的劳动。我很欣慰，这是阿云嘎对我最大的褒奖，因为我们都是把常识当成规则的文人。不敢僭越常识，这应当是我们作文做人的铁律。

阿云嘎创作了长篇小说《满巴扎仓》，并通过译文一跃上了《人民文学》，这在内蒙古的文学创作上是破天荒的事情。因为此作已经获过朵日纳文学奖，评委会对译文能不能再次获奖有些吃不准。当评委会的领导征求我和丁新民的意见时，我们意见出奇一致：只要评奖条例没有限定，就由评委会的投票来做决定。这是一部众望所归的作品，正是有了这样优秀的作品，朵日纳文学奖才众星闪烁熠熠生辉，深受蒙古族文学工作者的尊敬和爱戴。阿云嘎有佛相，也有佛心，但他并非是那种无原则的老好人。我知道，阿云嘎只是在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懒得纠缠罢了，他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决不让步的，绝不会委屈了自己的文学初心。我听说在一次文学评奖上，他寸步不让，甚至以退出评奖作抗争，彰显了一个文人的骨气和文学良心。我还听说有一位蒙古族作家在技术职称评定时遇到了一点小曲折，阿云嘎知道后非常不满意，他立即找到自治区的领导申述，为这位作家争来了公平。阿云嘎是个心里有秤的人，他用自己的赤诚和勇敢捍卫了文学的公平和体面。阿云嘎做人是很让人尊敬的。

我创作完《穹庐》后，第一时间把初稿送给了阿云嘎审阅征求意见，当作家出版社在呼市开修订会时，恰赶阿云嘎身体不太舒服，不能莅会。会后，听朋友讲，阿云嘎抱病认真阅读并做了许多记录，可惜我没有能够亲耳聆听。但到会的蒙古族作家，给作品提了上百条意见，那是真提，让我感受到他们的赤诚和真爱。巴特尔、官布扎布、满全、包斯钦等挚友的批评让我受益终身。我曾跟媒体说，《穹庐》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蒙古族作家、批评家团队在支持和指点方向，这绝不是客气，而是一种交融和信任。生活在阿云嘎这些蒙古族朋友中间，是我的福气，这不仅是在文学上，也在生命与生活中。

听说阿云嘎的夫人乌老师身体有些不适，我和丁新民去探望，他亲自出来迎接我们，脸上仍是那常见的笑容。我们问候了乌老师，又与阿云嘎谈起了创作，他说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创作还顺当，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病灶挺让人心烦的。我说我们与之共舞吧，我和老丁也都是老糖尿病了。阿云嘎还提醒我们注意，表现了老大哥般的热情与关心。

万没想到，那次竟是诀别。

天不假年，阿云嘎走了。我想这可能是孤寂的老天爷想找人谈谈生命力和其有得一拼的文学吧？当我知道了这个噩耗，就像是被人狠狠擂了一拳，悲痛交加，恍惚中又感到阿云嘎笑眯眯地冲我走来，那笑容、那目光，就和平时一样。我一下子好像回到了那个多雪的冬天，阿云嘎的身上、头上堆满了雪花，我下意识地伸过手去，却不由得泪眼模糊了。我知道，我们再也不能一起品文喝酒了，痛哉！我们再也不能一起谈论文学了，悲哉！文学，这个让我们辛劳了一生的至爱，已经把我们的青春和生命耗尽，哀哉！阿云嘎走了，天上又多了一颗文曲星，其星光永远照耀着灿烂大地，其作品永远鲜活跃动在人们的心田。我想，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你静下心来侧耳倾听，你会在草原文学的和弦中听到阿云嘎的低吟浅唱，那是关于草原、关于母亲、关于人世间的悲悯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