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5月5日晚间，鲁迅“约7时抵北京”。此时，31岁的他随教育部北迁，在从天津往北京的车上，“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眼前的自然景象让他失望。

然而，鲁迅在这“首善之区”一住14年，从生命存在时间来说仅次于早年的绍兴时期，而从个体的记忆时间来说则是最长阶段。北京时期鲁迅的现实和心理经历极为丰富和复杂，家庭和爱情、事业和文学、同人和兄弟等多重关系纠结，跌宕起伏。大体上说，鲁迅对北京经历了疏离、融入、反思和告别的过程。

鲁迅到达北京次日入住绍兴会馆，即《呐喊·自序》中的“S会馆”，是他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S城”到“S会馆”的空间表述，隐喻着鲁迅对绍兴原乡逃而不脱、脱而不离的矛盾纠结。从1898年出走“S城”，到留日回国后在“S城”及其周边兜转，现在，他漂泊到了乡音萦绕的北京“S会馆”。虽然在会馆中，他有意将自我隔绝于偏僻的补树书屋一角，但在会馆内外的交游对象仍是“S城”的人。即便鲁迅在将自己沉入“古代”所进行的抄古碑和佛经、整理古籍的工作中，也不乏乡邦文献的整理和编纂。

1917年4月1日，周作人自越至京，兄弟二人“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他们交流使用的应是绍兴话，但这样的乡音却让“S会馆”焕发出新的生机。在绍兴会馆，两兄弟重拾起东京时期的文艺梦想，继续推进被中断的“新生”之梦。1917年底，兄弟二人合撰《〈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在这篇本是公务性质的推介文章中，他们表示“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渗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称赞该书是“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也激励着他们自己的文学追求。

于是，北京成为东京之后鲁迅文艺事业的第二个重镇，是对他在东京所践行的以文艺改变国民精神启蒙理念的深入阶段；绍兴会馆则成为鲁迅北京文艺再出发的始源地，也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原点。刘半农与钱玄同都曾来访，或与鲁迅商讨通过《新青年》“召缪撒”“造蒲鞭”，或鼓动鲁迅加入《新青年》队伍。鲁迅正式接受新文学阵营的邀请，形成北京时期的第一个同人聚合，以文学发出激越的呐喊之声。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为代表的小说同时，也在“随感录”的批评文章中，触及现实，直指社会、历史和文明问题。

1919年底，在《呐喊》的第5篇《一件小事》发表前，鲁迅搬入八道湾胡同11号，至1923年8月，因与周作人失和搬离，在这里度过了近4年时光。38岁的鲁迅得偿三代同堂的愿望，没落于绍兴的家业在北京中兴，大家庭生活给予他极大的精神安慰和鼓舞，一切似乎都欣欣向荣，他在心理情感上完全接纳了北京，以为北京不再是多年漂泊人生的中转地，而是最后的落脚地。

鲁迅有了事业与生活并举的雄心和动力，他计划在“推文艺”道路上开创周氏三兄弟文名，不仅修订重版了在东京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群益书社1921年版），还与两位弟弟合译出版了《现代小说译丛》（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又与周作人合译出版《日本现代小说集》（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在计划首部创作文集《呐喊》结集出版时，鲁迅在《自序》中正式推出自己“小说的名”，并在文末自注：“1922年12月3日，鲁迅记于北京。”

但以脱离原生乡土，另寻现代城市空间去构建家族群居生活的置换方式是危险的，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时，未能预想到这种历史文化之痛有一日会落到自己身上。北京八道湾胡同11号周宅很快出现危机，首先是周建人在1921年10月离开去上海谋职，已是预警信号。尽管自1922年2月底至1923年4月，俄国盲人诗人寄寓在此，他以丰沛的诗意暂时弥合了成员之间的矛盾。但到了1923年7月，在爱罗先珂离去3个月后，失和爆发，周作人在给鲁迅的信中以一句“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宣示决绝。

8月2日，鲁迅临时租住砖塔胡同61号同乡寓所，开始新的漂泊，但与此前不同的是，他的亲情信念已然轰毁。他一度将私人情感融入到家族生活中，从亲缘关系，尤其是与周作人的手足之情中获得宽慰，但此时陪在他身边的却只剩下朱安。鲁迅在现代文明之都亲手构建的大家庭分崩离析，何去何从，他甚至无暇去思考新的人生可能，肺病严重复发的他仍要安顿好母亲和妻子。10月30日，他购置了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的小院，无论地理位置，还是住宅规模，都有别于八道湾大宅院，但足以帮他重新建立起对北京的归属感。

1924年5月25日，鲁迅入住新居。此前4月8日，他购买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9月22日开译，译文自10月1日至31日在《晨报副刊》连载，是兄弟失和后他的第一个译稿）；同时，在入住新居前后，他恢复了小说和散文创作。兄弟怡怡虽再无可能，但文艺志业并不因此而弃绝，鲁迅在“推文艺”道路上继续前行，并觅求新的同人。从《新青年》转到《语丝》《莽原》，近10年的时光中，他前后投身于此三刊，践行批评文章，逐渐成就独行于世的杂感文体。

人生的破镜难以重圆，带给鲁迅巨大创伤，但也促成了爱情发生的可能，此前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不能爱的。鲁迅与许广平从通信发展到恋爱，在这一过程中，他爆发出惊人的创作力。在北京最后一处的简陋寓所里，他完成了《彷徨》的大部分和《野草》的全部篇章，以及《朝花夕拾》的前5篇，日后被他称为创作5种的近一半成稿于此。

至1926年8月，鲁迅的事业、爱情等种种问题交织并发，在公共和私人空间中酝酿发酵到饱和，一触即发。是时候向北京告别了。26日，鲁迅南下赴厦门大学任教，开始又一次“走异路”的旅程。

北京14年是鲁迅人生历程和思想发展的重要和复杂阶段，他见证了五四运动从高潮到落幕，亲历了同人的分化和手足的睽离，从文艺到学术，又从学术到文艺，学问文章齐头并进，融会贯通。鲁迅对北京形成独特的心理认知和深刻的文化体验，在南下后及晚年进行的对北京的反刍性书写中，读者既能看到决绝的否定，怀疑的审视，也能感受到深情的眷恋。

（作者系合肥学院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