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于英国史的研究已历数代，形成了独特且丰厚的学术传统。作为国内最早起步的区域与国别史研究，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在新时代也面临着来自外部与内部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跨国家与跨区域研究给传统英国史研究带来冲击；其二是英国史研究内部因主题与视角的细化而不可避免地走向碎片化。如何创新性地继承并发扬前人的学术遗产，构建新时代中国英国史研究的概念、话语与知识体系，以应对诸多挑战，成为当下英国史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英国文明史·总论》的问世正是新时代学人对此给出的最新答案。

首先，该著的问世是新时代中英历史学研究成功合作的典范。《英国文明史·总论》由中英专家合作，中方专家主导，鲜明地体现着中国英国史研究的代际传承。该著的国内研究团队包括老中青多代学者。陈晓律先生作为老一代学者成为该著顾问，于文杰教授担任中方主编统筹整体，其他中青年学者如蔺志强、陈日华、张红等提供不同方向的研究支持，数位青年博士参与研究与写作，带来国内英国史研究新生力量的学术传承。同时，该著也融合了英国学界的研究精华。英方由哈利·狄金森与帕特·塞恩担任顾问，威廉·艾尔德担任共同主编，朱利安·古达参与近代部分写作，为该著提供了英国学界最新的学术见解。已故的牛津学派传承人马克·奥姆罗德教授也曾与中方团队多次讨论，全面推动研究计划的成型与完善，体现了中英学界深厚的学术情谊，特别是英国最高层次的历史学家对于中国英国史研究的支持。因此，该著成为中英学界共同探究与书写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其次是历史哲学的理论建树。该著从本质上既有效传承又彻底打破了中英历史学研究中社会发展史的书写模式，从长时段的透视与考量出发揭示其本质。在历史研究趋于碎片化的当下，想要完成一部整体之作并不容易。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中英学界已有的通史基础上进行创新，写作一部与前人之作有所区别的英国史。《英国文明史·总论》给出的答案是以思想文化为主线的文明史视角，撰写一部全新的英国通史。这一理论创新的核心在于从“不断变化”的历史事件与社会现象中找到“不变”的，或者说更稳定的根本品质与内在规律。在此理论的指导下，该著并没有花太多的篇幅去叙述具体政治历史事件的繁杂细节，而是去关注这些事件背后的整体意义。这也就使得整部英国史有了思想与文化的主线与灵魂，避免传统通史容易陷入的散乱与平面的叙述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文明史·总论》就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英国的民族精神与国家意志进行探索与总结。

第三是学术体例与结构的创新。《英国文明史·总论》在继承传统通史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学术思考。该著将英国文明的演进划分为融合、成长、释放、回归四部分，继承了传统英国通史的时代划分（古代与中世纪早期、封建时代、近代、现当代或20世纪以来）。然而，该著的结构并非是对传统时代划分的文学性加工。它的独到之处在于抛弃传统通史对于不同时代的“固态”划分，而是根据历史事实，采用“交叉的历史时间”，也即时代的划分具有一种流动的边界，体现了编者对于历史事实的尊重与历史的延续性与断裂性问题的思考。这一问题至今也在学界常常争论。例如，1066年的诺曼征服真的可以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与盎格鲁-诺曼时代的分水岭吗？甚至说，1066年以前的英格兰应当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还是盎格鲁-丹麦呢？政治与军事的征服可以被认为是“变化”发生的催化剂，但是“变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历史研究领域的“一刀切”只会造成时代的生硬割裂。因此，该著采用的历史时间的交叉有助于我们探寻一些重要历史现象的缘起以及发展脉络，也是探寻思想文化长时段变迁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以思想文化为主线的文明史视角也成为对英国历史长时段延续性的一种把握。

《英国文明史·总论》尝试关注传统通史忽略或不够重视的一些问题。首先，与传统通史相比，该著花费了更多精力去梳理英国文明在古代与中世纪的发展脉络。传统的英国史研究以近代英国的崛起为核心关注点，“黑暗的中世纪”被认为只是近代英国辉煌历史的“附庸”，无须过分关注。然而，我们知道，“厚积”才能“薄发”，近代英国文明的“释放”和古代中世纪的“融合”与“成长”密不可分。该著彻底抛弃“黑暗中世纪”的学术预设，从多维度去探讨英国文明在近代以前的不断发展与其稳定内核的逐渐成型，在这一点上值得赞扬。其次，该著对英国的海洋文明特性进行了一定的关注，从时间与空间上对近代英国海洋文明的发展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最后，该著有意识地关注女性与普通民众在英国文明史中的地位。这不仅体现在近代英国社会矛盾加剧的相关研究中，也在中世纪英国城乡社会状况的讨论中多有涉及。

还有，《英国文明史·总论》在主题论证与细节研究上的一些探索也令笔者印象深刻。例如，该著强调古代与中世纪时期域外文明以暴力与非暴力模式对英格兰产生的影响，将英国的早期文明置于文明之间相互碰撞与融合的世界背景之中，实际上是对近代以前世界存在的联系与文明间相互依赖的关系进行探索，颇有一种当下流行的“全球中世纪”的味道。该著对于近代英国政治思想的讨论也较为深入，详细梳理了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约翰·密尔三者自由主义思想的异同。尤其在对密尔思想的研究中，编者有意识地关注昆廷·斯金纳的“语境主义”，从密尔与妻子哈瑞特及女儿海伦的关系出发，探讨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特别是他对妇女问题的一些思考。此外，该著有关英国法律文明的研究与探讨也非常详实，进一步丰富了英国文明史讨论的思想文化范畴。

最重要的是，《英国文明史·总论》是构建中国英国史研究话语与知识体系的一次创新性的尝试。虽然该著是中英研究团队相互合作的成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方团队在历史书写中占据的主导权。该著始终坚持中国意识与中国观点，并对传统的欧美史学视角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这一坚守最为直观地体现在该著对于所谓的“渐进、温和、改良”的英国式发展道路进行重新思考，从“殖民”与“帝国”的史实出发，强调英国近代文明总体呈现的对内改良与对外暴力相互依存的发展逻辑，抛弃西方知识与话语体系中对于殖民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美化。该著打破了洛克所持英国是一个“天生自由”的国度的观点，对巴林顿·摩尔的“渐进主义”观点也给予驳斥，从社会矛盾与斗争，以及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与社会实践等角度予以论证，说明只有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与革命斗争，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的动力之源。该著认为，即便是光荣革命，其间也伴随着许多流血事件，更何况近代中叶之后，英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流血战争最多、殖民扩张最强烈的世界帝国。

中英两国的历史自鸦片战争以后便产生紧密的联系，在书写英国历史时坚持中国意识并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也是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自我思考。该著对于英国改良主义“滤镜”的破除，实际上也是对于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性的史学支撑。所谓世界史研究，没有中国，何谈世界？反之，没有世界，只谈单纯的中国史研究也必然是狭隘的。我们可以看到该著背后蕴含的对中国历史的现实主义关怀。对于英国文明史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对中华文明发展与变迁的思考。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的不断成长，中国学者面对的学术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广阔。在兼容并包的原则下，如何坚持中国意识的本位，将中国的观点与声音展现给世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全人类的、各国的历史都是中国学界应当继承与研究的瑰宝，作为中国学人，我们应当警惕“客观史实”背后可能隐藏的“主观的、有意图的叙述”。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之路道阻且长，但我们应当坚信，在传承中外优秀学术遗产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形成新观点与新体系，那么中国区域与国别史研究的未来将大有可为！

当然，《英国文明史·总论》作为该系列的第一部与提纲挈领之作，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因此，笔者也想借此表达一些对未来各卷的期待。在笔者看来，中世纪的英国文明依然有许多问题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比如中世纪英国的海洋文明性质值得深究，再比如英国在中世纪呈现的“殖民主义”倾向、诺曼征服前的奴隶贸易等。这些问题的探讨将加深读者对于近代英国文明类似特性的理解。此外，图像史也可以成为未来各卷的研究重点之一，例如英国从中世纪以来留存下来的地图，以及近代报刊杂志上的政治讽刺漫画等。这些极富价值的图像史料将不只展示英国文明在不同时期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还会反映出普通民众对于政治、军事等问题的理解。由此，该系列的“庶民研究”将更加引人入胜。笔者期待《英国文明史》未来各卷能够延续总论卷的成功。我们期待着该多卷本系列著作的问世，将让中国英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创新再现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