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声的乡村:1949—1965年中国农村的新文艺生活》,徐志伟、张永峰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25年1月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推动下,一系列群众文艺实践活动在农村迅速铺开。这场大规模的农村文艺运动,不仅实现了新型现代文艺形式在农村的推广普及,更标志着社会主义这一新意识形态及其文化实践向农村的延伸。这一时期的农村文艺实践活动,与乡村社会、农民生活相互交织、彼此塑造,有力推动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有声的乡村:1949—1965年中国农村的新文艺生活》(以下简称《有声的乡村》)一书由徐志伟、张永峰合著,该书从农村俱乐部建设、农村广播网建设、农村电影放映网建设、农村新文艺读物出版、民间艺人改造、民间习俗改造、新民歌运动、农民画运动、公社史编写运动等9个方面入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农村文艺运动进行全面考察,在新的历史视野、问题意识和思维方法下,具体且动态地揭示其基本历史轮廓与复杂脉络。与此同时,作者将这场运动置于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之中,辨析并梳理农村新文艺活动组织化、制度化和政治化的建构过程,重点考察其相对独立性与自身规定性,为新中国农村文艺运动的研究提供了较具探索性的研究方向与路径。
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我们展开“十七年”农村文艺运动研究的基础条件和重要路径。就此而言,《有声的乡村》在细致梳理各类报刊、政治文献、地方档案、回忆录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陈列了大量与农村俱乐部建设、农村广播网建设、电影下乡、送戏下乡等文艺大众化运动相关的史料文献。从本质上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选是建立在对历史‘还原’基础之上的一种再叙述,是一种重返历史现场的再努力”。如何将史料作为一种“方法”,在对纷繁庞杂、碎片化的史料进行开掘及阐发时,找到一条线索明晰的基本脉络,并将其整合为逻辑性叙述,进而提出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一直是“历史化”研究的重难点。徐、张二人的著作以“文化现代化”为视角,重新审视新中国农村文艺运动,通过分析那些被遮蔽的具体而微的片段、个案以及个体历史叙述,在这些丰富的史料中触摸、探寻并恢复新文艺运动的原生面貌,系统考察农村文艺运动的历史脉络、运作机制、延伸范围及其规范化、组织化的路径。可以说,作者试图在关注和观察此前容易被忽视的文献材料、具体事件、不同个案的过程中,以一种“重返历史现场”的姿态,力图还原群众文艺实践活动的“现场感”和“原生态”,以此勾勒“十七年”农村文艺运动系统中文化生产及传播活动的情形。
该书在注重钩沉农村读物出版、农村美术壁画运动、编写公社史等文艺实践及相关文史资料的同时,重视农村俱乐部建设、广播网建设、电影网建设等新文艺形式和媒介与文艺活动的互动关系,将这些新传媒形式自觉纳入史料发掘范围。例如,论述农村俱乐部建设时,罗列黑龙江延寿县、湖北枣阳县等地文化馆辅导农村业余文化活动的文献档案。在第三章,讨论电影下乡运动,从电影生产、放映机制及政策入手,考察其与电影文化权利分配的关系,分析电影放映对农民生活和乡村社会形态的影响。关于各地农村电影放映实践等方面的记叙,呈现出电影下乡鲜活的历史脉络。
《有声的乡村》试图突破传统的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范式,摒弃二元对立模式,将新中国农村文艺运动嵌入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之中,对其发展脉络、历史经验以及内在理论展开独立研究。以书中对农民画运动、新民歌运动等文艺实践中农民主体性建构的探讨为例,这些作为政治文化事件的文艺媒介与文艺活动,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成载体,也是农民自我表达、主体建构的媒介。由此可见,农村文艺实践及其文化生产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自觉、能动地发挥作用,农村壁画运动、新民歌运动、电影下乡、送戏下乡等大众文艺运动被还原为与乡村生活世界紧密相连的文艺活动,成为整个乡村社会生产生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艺活动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也得以凸显。
《有声的乡村》聚焦农村文艺活动,将其视作具有丰富现代性内涵的大众化文艺运动。作者不断追问:“新中国农村文艺运动如何带动了乡村社会生活的现代转型?它究竟提供了何种独特的现代性经验?”作者努力回应这些尚未得到理论澄清的问题,同时,从农村文艺运动如何协调政治意识形态、民间传统文化与大众审美趣味的复杂关系出发,总结了其在体制化、移风易俗、国家建设等现代化转型方面的重要经验与启示。
从当下乡村振兴、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角度来看,该书关注并提炼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下农村新文艺组织、生产及改造过程中的经验与得失,并将其作为可资借鉴的资源,具有现实指涉意义。正如作者所说:“在今天,重提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农村文艺运动,并非要复制过去,而是在新的问题意识的召唤下与之对话,激活其与20世纪中国化的现代性经验之间的关联,从而与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基于此,我们才能够重建与乡村生活世界的内在联系,更有力地回应当今时代“正在进行时”的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所提出的新问题。
(作者系宿迁学院讲师、文学博士)